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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华为来说可谓是多事之秋。15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将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所谓的“实体名单”。前天，谷歌限制了华为与安卓的合作。
面对如今众多焦点问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今天接受国内媒体群访，霸气回应问题表达了四个观点：1.美国的“90天临时执照”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2.美国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华为的5G绝对不会受影响；3.华为不会狭隘地排斥美国芯片，会做、能做操作系统；4.不要煽动民族情绪。
之后我们看到了美国开始逐步针对中国其他企业的相关法例出现。就在5月17日凌晨，华为海思的总裁写了一篇文章，在整个朋友圈都刷屏了。我们发现，华为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以无限远的终局战场思维来面对。从而做到了两个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开放式创新与技术自立。
养兵千日，用于一时。这是要有大格局才能做到的。
华为的起家是做一家服务B端的企业，主营业务也是在全球建基站设备。华为的苦难是要从任正非开始的。任正非出生于贵州镇宁县一个贫困的小村庄。父母是乡村中学教师，家中还有兄妹6人。从小就经历了战争、贫困、三年自然灾害、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磨炼。苦难几乎是任正非最早就认知到的词汇。
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穿过一件衬衣，夏天，他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家里几个人合用一条棉被，在地炕里做饭，贫困的景象连后来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任正非每天饥肠辘辘无心读书，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高中那年，一家人穷到得去山上挖野草根煮来充饥。偶然有一个馒头，任正非的母亲也会切成九等份，每个人只有一口，为的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活下去。1963年，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但此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加捉襟见肘，弟妹的处境也更加艰难。母亲竭尽全力为他准备了两件衬衣和一条拼接起来的被单，陪伴任正非度过了四年艰苦的大学生活。
苦难是人生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任正非说，“如果没有经历童年的贫苦饥饿以及人生的挫折，就不可能取得有今天的成就。如果不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华为。”
1994年，广州第一个引入了GSM——源自欧洲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2G）。从基站到手机都只有国外公司可以提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西门子、阿尔卡特等玩家。华为自主研发的GSM系统进入市场，需要冲破西方公司的围追堵截，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长征。中间长达6年，根本没有人理解。
在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华为都被当成是骗子一样对待，在最艰难的时刻，任正非甚至想到了自杀，但最终还是挺过来了。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李子彬后来在CCTV2 《对话》中关于创业板的一期节目中说到：“告状信收了3000封，说华为欠工人工资100亿元，欠客户100亿元，欠税100亿元。自从这些信出来后，华为6个月没订单，任正非同志非常苦恼。我就到北京找吴邦国副总理，我说总理啊，我找您，是因为有一个企业遇到麻烦，我想请您组织人调查一下，看看信上说的那些事对不对。我说如果对，就把任正非抓起来，他有欺诈行为，如果不对就发一个公告证明他的清白。”
最后甚至闹到了朱镕基总理那里，经过长达数周的反复调研，最终证明华为没有任何问题，朱总理在1999年的金融展上对华为的负责人说：“你回去转告你们老板，在技术上要创新，在经营上要稳健！”
1999年秋，华为终于成功获得了福建移动高达3.2亿人民币的移动通信项目。正式代表了华为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当时李祥庭向任正非汇报了最终中标的消息，任正非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他不停地敲打着桌子，颤抖着一遍一遍大声念叨：“我就说我没有问题，我就说我没有问题！我要有问题，福建会给华为这么大的项目吗，国家会给华为这么大的项目吗?……”周围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实际上，后来华为两次要被作价卖掉。根据当时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2003年华为曾经与美国公司摩托罗拉达成协议，以75亿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出售。当时摩托罗拉的COO Mike和任正非在海南会面后敲定了这笔交易，后续的尽职调查也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结构也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可以顺利进行。
可是很快，摩托罗拉的董事长兼CEO宣布辞职，由Ed Zander接任。Ed Zander上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拒绝了这项收购协议，理由是收购华为这样一个不知名的中国公司的价格太贵了，更何况还要以现金支付。
当时华为之所以要卖给摩托罗拉，正中任正非的思路：华为与美国迟早有冲突。因为在2003年初，美国思科公司起诉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在长达77页的起诉书中，几乎涵盖了知识产权诉讼的所有领域。正是因为这场诉讼，华为只能折乾于美国，直到今天也没能进入主流市场。
华为的谋略可以从21世纪初期看到，任正非所言：自主创新最主要目的是不想做孤家寡人，我们想朋友遍天下。因此，没有想象的“备胎好用，怎么不用”，要理解我们的战略思维。我们不愿意伤害朋友，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财务报表，即使我们有调整，也要帮助。
在2001年开始，华为就曾广泛地与IBM、摩托罗拉、英特尔、马可尼、NEC等美国、欧洲、日本的国际大公司接触。当时的华为打算出让25%～30%的股份，同时吸收5家～6家国际大公司投资入股，并成为华为的战略合作伙伴，每家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最好不超过5%。
华为与IBM等企业洽谈的合作主要是考虑策略投资者的资本会得到增值的合作，而没有考虑技术、市场交换方面的合作。只可惜，国外企业更多的诉求是赤裸裸的资本控股利益而非合作共赢。最终，任正非看清了外企资本的真相。
所以当被问到“华为未来想发展成什么样的企业，或者什么样的方向？”任正非答：“除了不让资本进来，其他什么都可以讨论。我们不需要资本进来，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
上世纪90年代华为的商业逻辑是做B2B的生意，2000年发展到B2B2C，直到3G网络出现才开始发展到B2C。当1998年乔布斯回归苹果的时候，有一个战略家问他：你怎么可以超越windows还有intel？乔布斯说了一句非常具有禅意的话：我在等下一个大机遇。
在3G网络刚铺开的时候，华为远远没有意识到终端业务的重要性，也没有在资源上有任何的倾斜，这源于任正非骨子里意识：生意做大要么朋友越来越多，要么敌人越来越多。做C端产品，就意味着要大范围的与所有可能的品牌做竞争。而且如果消费者不满意，那很容易把一个品牌做死。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碰C端产品。
据说，当时华为谁敢提做C端产品，任正非就会暴怒对待。于是华为曾产生过两次将终端业务卖掉的念头。主要原因是终端业务的利润太薄。当时华为主要给运营商定制手机、数据卡，单个终端产品的平均售价还不到300元人民币，虽然也挣钱，但是利润率与华为原来的主业电信设备比起来就差得很远了。
就在华为对于出售终端业务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南杰等华为蓝军专家给任正非写了份报告，标题是“放弃终端就是放弃华为的未来”，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端管云”战略：只有保留终端业务，华为才能真正了解消费者用户的需求，进而理解并引导运营商客户的要求，从而把管道业务做大，把云业务做起来。
这时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第一代，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业务逻辑模式，拉动了整个3G业务，也让华为看到了未来。
3G和2G最大的区别就是数据。3G带来了大量的数据业务，手机等终端设备拉动了数据需求，数据需求起来，华为以往的2B业务——管道业务也被拉动。所以，通过这一件事，让华为意识到终端业务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时间点，华为还在厚积薄发，真正被全世界认识的时间点是4G。4G与3G最大的区别是在于体验。更流畅的视频、更高效的直播还有更多的富媒体内容流。这些都是优异于3G以前的体验。
但华为真正的爆发来自5G。华为一直坚持技术的投入——在材料工艺、情景感知、基础功能加强、交互上持续的创新投入，来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5G代表什么？是智能设备交互方式的变革。过去电视的交互方式是在遥控器上，简单粗暴。之后PC之所以能进入千家万户是因为出现了鼠标。
未来，终端行业的驱动力将出现在交互方式的创新上。AI与IOT将如何与人类产生交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用触控，还是用语音？还是用脑电波，还是直接用眼睛？谁能最先研究出符合未来趋势的交互方式谁就能成为5G时代的王者。
而华为做了一件事情，叫开放式创新。
华为的很多专利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大学、研究所，华为资助这些研究机构，但是并不抢走他们的劳动果实。而是与这些教授一起分享，把研究进行商业化。同时，让每一个产业的上下游都享受发展的红利。怎么做到的？
比如京东方。华为之前主要是依赖于三星，后来发现太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产品就会落人把柄，受人掣肘，而三星的屏幕供应也不太走心，对于华为要求的屏幕没有及时供货还给断货了，导致部分手机无法按时投入市场。后来华为就和京东方签署了协议，帮助京东方一起研发性能上乘的屏幕，两家企业共同发展，更进一步的合作。并且投入到高端机型的研发制造中。
正是因为有了华为的帮助，京东方才可以尝试突破原来突破不了的技术。因为华为的订单保证了京东方的利润率。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来苹果选择的主要供应商是三星，但正因为如此苹果对三星就缺乏了议价能力。苹果并不想在面板采购价格上只升不降，更多的选择才能够让自己节省成本。所以最后苹果选择了廉价质优的京东方作为自己的主供货商。
正是因为京东方有华为一家企业的订单做支撑，有足够的利润所以才敢做技术创新，同时，又因为京东方产生了技术创新，中国其他的品牌手机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权，可以做更全的2C端消费产品。华为就像一块巨石，在整个湖面创造了一圈又一圈巨大的涟漪。
正是因为华为的战略思维格局，带动了整个中国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这不是美国苹果式的独赢，是中国华为式的众赢。
所以前几天我们看到美国开始封锁华为，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在做什么？原来要三个月才能签的合同当天马上就签，有多少货尽可能多的供货给华为，倾尽所有，把所有的货都给华为。这既是华为众赢思维带来的结果，同时也代表了另一个重要的未来。
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失去了这个利润占80%的全球最大客户，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就好像地球遇到了三体人的智子一样，被永远的封印了在这个程度，而无法突破。利润就是高科技领域的智子。失去了利润的来源，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美国政府会为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埋单吗？前两天特朗普在发言里明确指出：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应该让市场更自由，由民间去承担科技发展而非政府。
华为长久的准备，都是为了今天这一刻而存在的。不是为了取代竞争对手，而是为了不被别人牵制。这也就是华为做的另一项重要的事情：技术自立。
为什么在很久以前，华为就做了很多备胎来准备好极限生存的情况呢？一方面源于任正非本人苦难的经历，另一部分则是华为的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强调奋斗者为本。它背后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负熵增。
任正非本人曾经说过：历史的规律就是灭亡，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无限的延长生命。
熵，是来自于物理学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词。当一个非活系统被独立出来，或是将它置于一个均匀环境里，所有运动就会由于周围各种摩擦力的作用很快停顿下来；电势或化学势的差别会逐渐消失；形成化合物倾向的物质也是如此；由于热传导的作用，温度也逐渐变得均匀。由此，整个系统最终慢慢退化成了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的一团物质。
于是，就达到了被物理学家们成为的“最大熵”，这是一种持久不变的状态，在其中再也不会出现可以观察到的任何事件，它已经归于死寂。熵代表了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或者说是无序程度 – 系统越无序，熵值就越大；系统越有序，熵值就越小。其实全世界最早提出熵这个概念的是老子：“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什么意思呢？换成大白话就是“天道熵增，人道熵减。”
华为的价值观就是最大限度的负熵增，抵抗熵带来的一切有可能的伤害。所以，活着，是华为的最低战略也是最高战略。
今天，美国正在限制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也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述，中美之间根本就没有贸易战，只有意识型态之争。具有华为式负熵增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将逐渐崛起。
华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华为，靠的就是一个战略：以终局战场思维来最大限度负熵增。在这样一个价值观的指导下，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核心：开放式创新与技术自立。
比特币是什么？比特币的POW是通过算力把大量的能量排泄到宇宙中产生一组有序稳定的数据组，这组数据就是比特币。这就是典型的负熵增。以太坊是什么？以太坊的POS是网络通过把熵排泄给每一个以太坊数据组的持有者，来稳定自己的负熵增，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操作系统。
也正是因为机器文明这样一个战略思维，带来了区块链两个重要的核心：极度开源与去中心化。
今天，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华为作为一家企业被大国的政治意识型态绑架，谷歌这样的全球顶级互联网企业也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要切断与华为的合作。如果一个政治主体可以随意的用意识型态来压制技术的创新与共赢，就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人类的未来处于停滞。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极度开源与去中心化”的意识型态之中。诚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述：未来，区块链有越来越多的“人口红利”的逻辑是三方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中美为代表的东西方人类文明与比特币为代表的机器文明“竞合”。
开源运动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下，用不同的语言，共同创造了一堆属于全人类，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使用的创新技术。他们之间可能互相不能听懂对方说话，可能政治观点完全不同，甚至可能是完全敌对的，但是仍然共同为这个工程贡献了力量。我想不出来人类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达到这样的意识型态高度以及广泛的影响程度。
在过往的数十年时间里，有无数的科技创新者希望让全世界人民都可以使用自己的算法和代码，而完全不管敌对国家会不会获得他的成果。这种情操是高尚而深刻的。曾经有教授，希望给外国留学生讲解加密技术，冒着自己坐10年牢的风险，拿起法律武器挑战美国政府，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科技创新是超越意识型态的，是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美国政府可以阻止华为使用谷歌的安卓核心系统，但有没有可能阻止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其他开源软件呢？其实，做个操作系统在这个时代并不算难，难的是如何建立整个生态。软件和互联网生态是全球化的产物，整个生态的完成是全世界工程师和企业共同完成的，任何一个国家也难以独立建设完成一套生态，即使美国，也不可能脱离世界独立存在。华为的操作系统也因此次限制而被迫面世，也许正好创造了第三极的顶级操作系统生态。
回看整个人类历史，开源运动和加密运动是不可分割而又相辅相成的结合体，这两个部分正好对应的是极度开源与去中心化，一如太极的两面——阴阳。
密码学家扮演了故事最开始的角色，由于加密软件在二战中被列入军火管制，使得密码学家和法律制度发生了冲突。正是因为这种冲突，导致了密码学家之后长期不懈的用法律挑战政府，最终法院判决加密软件不属于军火管制。正是因为有了判决，源代码才会被定义为一种言论自由，开源运动才产生了像今天这般的影响力。而正是因为有了开源运动，才产生了安卓系统、Linux系统等一系列底层操作系统以及浏览器这样的应用，否则软件和系统工具可能仍然掌握在少数几家企业手里，普通人或者无法企及或者价格极其昂贵。
那么结果就是过去三十年整个全球的互联网时代都不会出现，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未来五十年最重要的资产——区块链也将不复存在。
幸好这个假设并没有出现，2009年1月8日，有人在密码学圈子里面发了这么一条消息： “I made the proof-of-work difficulty ridiculously easy tostart with, so for a little while in the beginning a typical PC will be able togenerate coins in just a few hours.” 发布这条消息的人使用的名字是 Satoshi Nakamoto，在中文里，这个名字被译作“中本聪”。
最终，密码学家们不仅改变了二战的进程，他们也改变了世界的进程。正是因为加密运动参与者极端注重隐私和自由，从而创造了区块链世界最初的模样。进而迸发出了中美意识型态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与比特币为代表的机器文明竞合。
我相信，今天华为作为代表以一个企业之力与美国一个国家正面抗争的结果是中国千千万万华为们崛起的标志。同时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转向开源产品与加密产品，也就意味着今天中美竞争的结果，很有可能换来的是区块链世界长久的爆发。今天，有无数的有志之士、项目团队正在为人类长久的幸福这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努力。在未来数年，我们将会看到机器文明真正的崛起。
请允许我用任正非在答记者会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