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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寅杰 编辑/黄剑（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杂志）
3月17日，拼多多接连披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宣布自己的活跃买家数已达7.884亿；另一件事则是董事长黄峥选择“退休”。
活跃用户数首度超越中国第一电商淘宝和41岁的董事长宣布退休看上去颇为矛盾，难怪有行业媒体人在朋友圈感叹：“41岁，投票权都不要了，这一出戏来得有点早啊……”
也有不少媒体说黄峥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未免断章取义，李白《侠客行》的这一句前面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总的来说，比起55岁退休的马云，41岁的黄峥更像他的“导师”段永平（段永平称黄峥为四弟子），后者也是40岁上下急流勇退。
在互联网圈，40岁无疑是个坎，按照王朔的话说，是“苍孙”，衣食不愁，青春渐老，怀疑人生。
李彦宏的40岁生日派对请了不少商界名流，有朱新礼和潘石屹。他不但穿了西装（即便是见默多克李彦宏也只穿T恤、短裤和休闲凉鞋），唱了歌（据说他轻易不开口），还即兴发表了一篇长达30分钟的演讲，说自己想成为乔布斯那样的人。
张朝阳在40岁生日趴上说：“我最喜欢浑不吝这个词。中国人太累了，从小父母、学校、老师就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出去社会工作之后也是很多个‘应该’。我们是在‘应该’里长大的。我就不要这个‘应该’，我想干嘛干嘛。其实，浑不吝也就是文明一点儿的脏话。但是脏话背后很深刻。”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大能理解这种状态，觉得想干嘛就干嘛是应该的，但是他们其实在现实中更加虚无，因为机会已经不多了。
黄峥是80后，算是中国第二代互联网大佬，前面有双马、李张刘，后面的90后还没有成气候的。他说最想做的是科学家，听上去像是80后孩子小时候上学老师问 “你长大想干什么？”的标准答案。但没人把这种答案当真，大多数人长大以后都去考公务员或到公司“搬砖”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退休第二天，他的繁星公益基金就向母校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助1亿美元，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学研究项目。说是他接下来要专注于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
微博上有人刻薄地说，这是到了炼丹的年纪了。积极点想，中国也难得有真诚地想研究底层生命科学的商界大佬，比起那些想着如何把财富挥霍掉的小商人，他的境界不知高出多少。至于成不成的，牛顿不也一辈子没把铁炼成金子，不碍事的。
想要在公开渠道了解黄峥，方式其实并不多，但也不是毫无路径。
创办拼多多的第二年（2016年），黄峥开了个同名的公众号，一共写了9篇文章，最新的一篇是2017年9月26日写的，每篇的阅读量都不高，但还是可以看得出他想表达一些自己的思考，粗糙却不乏真诚。
看这些文章，你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商人属性，反而觉得他更像是社会实验的践行者。
比如在最后一篇更新《把“资本主义”倒过来》里，黄峥说“保险是资本主义的极致”。“富人”有资本，因此抗风险能力强；“穷人”钱少，抗风险能力弱。于是“穷人”需要向“富人”购买这种抗风险能力。
他于是提出一个想法，有没有能够倒过来的保险，让财富分配更均匀一些？存不存在一些机制，能让穷人也卖一些自己的抗风险能力给富人，从而实现让周期更短的钱从富人向穷人回流的循环？
他举了个例子，如果有1000个人在夏天就想到冬天要买一件某种样子的羽绒衣，他们写了联名订单给到一个生产厂商，并愿意按去年的价格出10%的订金。在这种情况下，工厂愿不愿意给他们30%的折扣？很可能愿意，因为工厂从这个订单里获得了一种需求的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可以转变为利用生产计划低谷进行生产的便利，也可以转化为采购原材料时的笃定。工厂甚至可以把这种确定性进一步卖给上游和配套厂商，以此换取工厂成本的进一步降低。
这不就是工厂用“30%的折扣”向这1000人购买了一份“保证在未来购买这件商品”的保险吗？
这种“穷人的保险”本质上可以降低组织生产的不确定性，帮助实现资源和资本的更有效配置，黄峥把它实践在了拼多多里。
那么假货呢？假货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单纯用“消费降级”是无法解释那些价格低得超越常识的货物，不是假货还能是什么？
黄峥在《劣币驱逐良币，电影院现象及其他》中提到了一个“电影院现象”。想象一下，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如果前排的人站起来了，你要不要跟着站起来？你后面的人呢？如果最终大家都站起来了，就把本来可以坐着看变成了都得站着看的辛苦事？这是一种集体自我伤害。
劣币驱逐良币可能发生在任何领域，也是一种无奈的现象。黄峥觉得改变部分破坏规则者的可商榷方案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大范围整肃；另一种则是利用渠道。
他应该一开始就放弃了第一种方式（大范围整肃需要公权力介入）；但对第二种方式提出了方案：应该考虑让这种确定性传递的产品化过程去中心化（因为它场景太多，情况太多），并且要能在这种相对去中心化的“确定性产品”生产流通的过程中避免欺诈。不知道区块链是不是适时为这种“反向保险”而生……
但很可能，并不是。
在沙盘推演拼多多模式的时候，黄峥可能已经预料到了所有问题，但他依然对一些本质的东西束手无策。
3月17日的致股东信里，他这样说：“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甚至异化让我意识到，这种传统的、以规模和效率为主要导向的竞争，是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的。要改变就必须在更底层、更根本的问题上采取行动，要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础理论上寻找答案。”
黄峥社会实验的路径是清晰明确的。
他大概是在和巴菲特吃完那次著名的午餐以后有所感悟。巴菲特告诉他，好与不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你用常识去看待事物时，不应该被细枝末节所困扰。
那一年，他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