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为何只能继承父业？

一、《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学做工》这本书的诞生缘于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保罗·威利斯于1975年开始做的为期两年的民族志研究，具体内容围绕工人阶级子弟从学生到工人的身份转变过程及群体文化展开。由于研究对象和主题具有学科交叉性，故而本书又被视为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典范。

作者研究的核心旨趣是呈现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子弟的文化实践，尤其是在客观结构已定的情况下，该阶级的群体如何创造性地实施自我逻辑表达。同时，作者反对将工人阶级子弟或其他处于社会从属地位的社会行动者视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简言之，不应该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式结构反映论来界定和理解他们的行为。

大体上，书的结构包括经验呈现（民族志）与逻辑分析两个部分。具体而言，民族志的田野对象是一群反学校文化的工人阶级子弟，他们是正规学校制度中的边缘群体，是制度代理人或知识权威者（教师）眼中的违规者、对抗分子，甚至坏孩子。

令人诧异的是，这些反学校文化的成员或多或少地在主动参与这种边缘身份的建构，并通过自我觉知、非公共语言、行为风格等形式制造出自身的优越感。纵然等待他们的不远将来会是一份类似于父辈的体力劳动，但主体内在的经验延续依然能够给其带来意义与乐趣。于是，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自甘为工人阶级？

在逻辑分析部分，作者从文化洞察、限制等维度对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进行剖析，提出了一个让人心痛的观点，即反学校文化的天真之处，好似工人阶级的命运早就板上钉钉，这些工人阶级子弟从校园走向工厂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底层角色的一种自我诅咒。

不言而喻，保罗的分析最终迈向结构力量那里，他的研究创新不过是揭示了工人阶级文化在遭遇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时是无效的对抗，但对工人阶级本身而言却是自我娱乐与精神麻痹的药剂。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工人阶级消失，为了维持其利益，资产阶级会作出一些虚假性的让步，或者采取更隐匿的方式延续从属者的弱势地位。

二、反学校文化的天真之处

所谓反学校文化，是指学校教育中的那部分违规生以语言、逃课、打盹、着装等具有主体创造性的行为来实践内在的逻辑表达。作者引用了大量的现象来佐证，比如违规生会使用粗糙语言、与性生活有关的一系列词语来抗拒学校的文明规训，逃课则是对学校时间安排制度的排斥，抽烟、喝酒、烫发等行为更是对一般学生身份的逃离，又或者在与教员互动的过程中采用答非所问、排斥文凭的方式以示纪律的失灵。

与此同时，这部分群体还会形成非正式的文化符号，比如以打架、兼职、找乐子等方式，展示自身的男性气概、经验优越性或张扬的主体性。但是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怎么闹或挑战，都会注意边界，原因在于他们很懂正式权威的忍受限度，也明白学校背后有更大的国家力量做支撑。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作者用了一个词，即文化洞察，他认为反学校文化的成员表征着工人阶级的觉知，他们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对从属地位的洞察超出我们的想象。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清醒者，因为他们识破了意识形态的秘密，看到了官方定义之外的新世界，所谓的反学校文化不过是对不合理制度与非公平体制的抗争。这样做的第二层原因是他们需要非正式的文化消遣以消释工人阶级固定命运带来的体力辛劳和精神苦闷，“找乐子”、非正式群体文化也是在构建和发展他们内部的认同和存在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反学校文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致命的逻辑陷阱。在学校生活中，违规生认为脑力劳动的要求太高，不仅让他们感受到知识权威的压制，还侵入了他们的私人领域，在他们看来脑力劳动不过是知识精英们以隐藏的方式来满足自身对不平等交换的需要。

所以，违规生们很排斥脑力劳动，并将其视为反抗制度权威的一种方式。当违规生把反抗学校制度或者某个老师的权威泛化为反抗知识权威与拒绝脑力劳动时，这种逻辑替代实则是将他们从较少的阶级流动的机遇中推远。在他们的概念里，学校教育不过是中产阶级搞文凭的地方，教学课程中的读、写、算等活动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范式，而他们的意识则被种种经验、常识和实践所主导，现实处境让他们不得不过早地思考“找出路”这件事。

再者，他们从父辈那里听了太多关于车间的故事，觉察到那里面也有乐子、性语言、喝酒等，然后这些习得反学校文化的违规生们陷入第二个逻辑陷阱，即无论在哪里，人都要工作，每一份工作都有一定程度的不愉快。即使循规生也摆脱不了要工作的“事实”，且他们可能会因为零社会经验而遭遇种种不适，相较之下，这些违规生们为自己的“脑子清楚”、社会经验丰富感到自豪。

第三个逻辑陷阱是当他们看到少数族裔、女性等弱势群体时，会把自身的非主流行为与男性气概、群体优越性划上等号，从更弱者那里找到安慰，以舒缓自身被压迫的情绪，殊不知弱者虽众但难成反抗之势的可悲。

三、“做工”宿命中的学做工

在对反学校文化进行情景化理解时，作者将研究视野投放到更大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工人阶级的车间文化，他认为工人阶级子弟在学校的行为不过是一种身体和心理预备，而那些非正式文化是工人阶级及其子弟对较少自我空间的逻辑表达。

学做工，既是被学，也是主动去学。资本主义结构面前，工作岗位的供给数量始终是稀缺的，且留出来的岗位层次偏向于重复性的体力劳动，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内生着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所以他们没有充裕的选择权，只能过早地接受命运，然后提前学习与体力劳动世界的一切。所谓主动去学，无非是因为资本主义文化早已将他们的父辈塑造成底层文化的容器，在家庭生活、车间工作中他们无所不被这种文化或人情世道所浸淫，久而久之内化为自己的主观自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出卖体力、放弃绝大多数的自由，来“成全”资产阶级的位置与利益，但工人阶级始终不会放弃那些在资产阶级看来是“不入流”的文化行为，因为那是他们以反抗的形式争取的自由与隐私。

同时，不管资本主义的规训多么完美，现代劳动制度有多么普遍，工人阶级也不愿拿出全部的自我以奉献给工作，反而他们会将自我与工作进行严格区分，不断强调工作就是挣钱的世俗性一面，从而使自身从各种劳动期待和责任伦理中逃离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对工作并不抱有过高的期待，同时也不会允许自身过多地陷入工作的使命中。

Learning to Labou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作者： [英]保罗·威利斯

译者： 秘舒、凌旻华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