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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AI与中国伦理，就AI发展现况看来，似乎是有点遥远的事，毕竟目前仍无法确定通用型AI何时能实现，然而，最近有几则新闻令人警觉，伦理在AI里的应用，可能比我们想像得更急迫。例如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3月7日的一篇文章“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与数据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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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颇长，且充满许多AI专业用语与法律用语，所以对一般读者而言不太容易咀嚼，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该文的主旨，就是“AI的判断造成了歧视与不正义，所以其算法需要透明，以确保人权”。论述的出发点，则是针对欧盟可能于5月出台的法案《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以及其对AI深层学习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以下，我试着将重点做些比较清晰易懂的说明，阐述“为何伦理知识可能要在通用型AI阶段以前就需要用上”，且不是明天，就是现在。
该文作者将具备知觉与自我意识的通用型AI称为“强人工智能”，有限功能的AI则为“弱人工智能”。由于强人工智能尚未出现，所以该文所阐述的“AI之乱”，是针对目前许多已在社会各角落被使用的弱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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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算法黑箱”？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买新车，许多人会保“车体险”，以期在爱车遭受碰撞时，能取得保险理赔。在台湾，相较于窃盗险或其他，车体险最为昂贵，因为车辆遭受或小或大的碰撞机率，远高于遭窃。车体险的保费并非固定金额，而是随着一些条件的差异而有不同。决定保费的要件如车辆的售价，车辆品牌的理赔率，车主的年龄，性别，肇事纪录等等，甚至车辆的颜色都属于评估范围，因为开红色汽车的年轻男性，发生碰撞的几率较高。
保险金融业，是以精算来生存的，所以引入能精细评估投保者的AI，理所当然。而若使用AI来评估，决定保费的要件，当然会比上述更为细腻。AI会广泛地搜罗保险公司的理赔历史数据，来分析哪一种人或哪一种车的理赔率较高，以作为保费金额的参考。
如果开红车的年轻男性要交比较高额的保费让你觉得有点歧视，试想，如果AI分析得出单亲家庭的成员肇事率较高，所以应该缴交更高的保费时，你服气吗？
问题是，AI如何得知你出身于单亲家庭呢？这么说吧，如果民间征信社可以查出你是否出身单亲家庭，AI当然也查到。我们的个人数据资料，如果没有受到严密的保护，根本无法逃遁于AI的搜查罗网。
这时你会问，谁能决定要将单亲家庭这项条件纳入保费评估的？当然是透过保险公司与AI科技公司的合作，而且保险人恐怕根本不会知道这项条件其实被纳入了考虑。
“单亲家庭”纳入评估，就是一种AI算法，而若只有保险评估单位与AI科技公司知道这种算法，被“算计”的人不知道，就是所谓“算法黑箱”。
如果以传统人工来评估保费，某些算法很可能会受到起码的道德制约，避免这种歧视性的评估。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人性”打包票，即使完全人工设定评估项，这类问题也未必能完全避免，但没有“人性”的AI，很可能会肆意地选择，毕竟它只知如实呈现“客观”的数据分析结果。
与全人工设定相比，了解并参与AI整个分析过程的人更少，这些人完全可能也有更多的机会“放纵”AI。如果需要他们“监管”AI的工作，对其“人性”的要求更高。甚至当AI的“自动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几乎无人能知道“黑箱”内部的情况。所以，保险公司若不将AI算法透明化让大众知晓，就会发生数据不正义的现象。
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就是在限制AI可能造成的人权侵害，它要求所有科技公司对其AI算法的自动决策机制提出解释。而这种法令出台，也等于直接限制了AI的深度学习技术。
说白了，就是重新以“人性”去审视，限制“非人性”的决策模式。而这将使大量依赖深度学习的AI应用不合法。
大数据的阴暗面
《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与数据正义》一文，也指出了若干已经发生的数据不正义案件，例如美国每周超过1000人被机场AI使用的算法错误辨识为恐怖分子。美国法院用以评估犯罪风险的算法COMPAS，对黑人族群造成系统性歧视。华盛顿特区某个受到普遍认可的教师，被政府的自动化决定程序筛选为表现不佳，而与其他205人一起被解雇。
数据不正义的例子又如：当你向银行贷款，不会希望自己所属的种族，在银行的放贷评估范围内。你也不会希望自己在社群网站上的私密发言，在求职或面临遣散的时候被纳入考虑事项。你更不会希望因为自己丰富的性生活经验，而被性保守的国度拒绝入境。
目前，大数据是没有人性可言的，它不会按照道德标准去弹性处理分析结果，对于依赖大数据作为决策基础的AI而言，你我都只是数据碎片，至于要如何组织纷杂零散的数据碎片形塑一个“你”，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算法黑箱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状况下，你很有可能觉得AI曲解了你的人格，经历，性向，并错误预测你可能产生的行为，进而使你的人权遭受不人道的剥夺。
去年，脸书运用AI根据大数据辨识用户偏离正常贴文的行为模式，并对于可能出现的轻生念头发出警讯，此举引起了广泛的伦理讨论：我们若在脸书表达轻生念头，会引来警察上门盘查，这是否侵犯了个人隐私？这么做合乎道德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大数据侵害人权的质疑已广泛地出现在各个精准营销的手段上。
大数据的阴暗面在于，每一个被分析的对象，都被细锁地分割成许多的数据切片，而我们不会知道哪一分切片会被不当使用。房地产业者会不会根据大数据剔除自杀倾向较高的租房者？企业主会不会根据求职者在网路上贴文的大数据分析，将反社会倾向较高的人剔除？婚姻仲介公司会不会根据你偏好的AV题材大数据，而拒绝为你媒合对象？
欧盟可能即将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设下了两种规范，其一：AI的自动化决定，除非你同意，或在合约条件上不可少，否则你有权不受该决定的限制。其二：将个人敏感数据排除在自动化决定，也就是AI算法之外。所谓敏感数据是指种族、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健康、性生活、性取向的数据，或者可唯一性识别自然人的基因数据、生物数据。
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有许多大数据曲解，可能是合法却不符合人情道德的，故而对AI与大数据的法令限制，也不可能消除所有“科技的不义”，并有法律自身的限制与可钻的漏洞。
如规范一，当你已被AI贴上了标签，即便你有权否决AI判断，但标签贴上了就是贴上了，他人也可以自由心证地决定是否采纳这个标签，让你受到隐性的不公平待遇。
再如标签二，即便种族不在AI的数据分析之内，但它仍可透过你的居住地，收入或前科纪录推论出你所属的种族。尤其重要的是，即便法律规定的算法透明化了，一般人恐怕也难以读懂复杂的运算法。
亦即，外在的法律规范是不足的，要更彻底地解决问题，必然要在AI科技的内部，做算法的自我规范。换言之，即是建立AI决策技术上的伦理规范，用道德、风俗、人情以规范AI的分析路径。
让AI主动避免逾越法律界线
就像克隆人科技的发展命运，AI这种同样牵涉到人类道德的科技，最大的瓶颈不是来自于技术，而是来自于道德束缚。事实上，克隆人，基因治疗，太空生活等领域，早已进入了伦理学的范畴。这些与人类生命有关的新兴科技，被纳入应用伦理学的生命伦理学范围，并在这些科技领域里发挥限制或引导的作用。所以AI伦理学迟早也会成为一门严肃而专精的学术，而从已然发生的AI误判或大数据歧视案件来看，这门学问将成为左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知识系统之一。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AI产业的发展，无疑是一项重击，因为它对AI的核心技术产生了人道上的质疑。法律的限制将使得现有技术绑手绑脚，迫使某些重要计划产生停顿也是有可能的。但从产业面的角度来看，限制技术的法律也应该正面看待，因为产品终究得获得人们的信任，才得以继续发展，而法令限制也会迫使产业将技术加速导向人性化。
发展AI的道德自主判断技术，则是最能确保此项科技逾越法律界线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让AI比人还道德。这里的道德包含对人全面性的综合评估，宽容、平等，与客观无私。
上一篇我谈到AI的核心是“人的思考模式”。我们的思考运作特征，是跳跃性思考与综合式判断，这也正是AI最难处理的技术问题。
你希望心仪的对象如何看待你？难道乐见她对你的了解仅止于网路上的情绪发言，断章取义，愤世忌俗，或偏激思想？不会，你希望对方也能综合性地考虑你良善的一面。对AI而言，综合式地算出你的各个大数据切片，才是符合人情道德的运算法。
你希望你任职的公司如何预测你的潜力？难道你乐见只因要求加薪，公司就认为你难以管理，利己主义，或缺乏团队合作的特质？不会，你会希望公司也能跳跃性思考，考虑“要求加薪”这项行为所需的胆识，积极，谋略等正面特质。
总而言之，AI必须能从人性的角度来判断一个人，并在各种决策要求上，能适切地筛除不符合人情义理的大数据切片。这就是伦理学等文科知识，在未来科技上所能扮演的关键角色。
其实，大数据的伦理问题在2015年时就已受到大陆学术单位的正视，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大项目“高科技伦理问题研究”项目组与湖南省伦理学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赛博伦理学研讨会”。显示大数据，AI发展的同时，急迫需要伦理规范的知识系统对科技予以引导，以免因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道德疑虑，一方面使社会进入失序的数据曲解，另一方面阻碍了强人工智能的发展。
两岸都有类似的问题，即文科知识正面临学生、家长与社会的普遍轻视，这是由于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环境的人才需求，倾向于培养理工科的人力资源。然而，当科技绕了一圈，由数理逻辑发展到非线性思维的应用时，文科终于在适应与启发现代社会的层次上，派上了用场。
所以，我们都得与时俱进，重新正视文科知识在人类文明发展里应有的高度，也让学文的人才，能在未来的劳动市场里有更多样性的选择，与学理工的人才一起推动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