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空姐顺风车遇害事件后,滴滴对顺风车业务进行了整改,结果仅仅3个月,又发生了乐清顺风车事件。作为共享经济硕果仅存的跟共享多少还沾点边的一项业务,顺风车的前景也因此变得一片黯淡。
专车、快车早就不能算是共享经济了,政府称之为“网约车”,起码现阶段还算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各地政府在收紧网约车的监管尺度和准入限制的同时,大多把顺风车排除在网约车之外。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表态,即政府支持对社会资源的非经营性的合理利用。两人以上合乘一辆车,肯定比只有司机没有乘客的出行方式要更合理、更环保、更有利于社会。
有些国家规定,小轿车进入某些城市中心区域,除司机外,必须搭载一名以上的乘客,也是出于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减轻道路拥堵的考虑。社会资源的共享使用,对社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顺风车,就其本意来说,应该算是符合共享经济定义的一种共享出行模式,车主、乘客、城市和交通监管者,相关各方都可以从顺风车模式中受益。此外,受益者中还应该加上顺风车供需撮合平台,比如滴滴顺风车、嘀嗒出行、高德地图顺风车等。
由于各地政府对顺风车实际上采取鼓励或者不限制的政策,这让在专车和快车业务上饱受政策蹂躏的出行平台,对顺风车寄予了不小的期望。顺风车尽管从单量上还没法跟网约车相比,但这一业务的超高增速,以及更加低廉的经营成本,让一些商业公司愿意投下重注。
这就带来了问题。本来是一项带有公益性质的服务,现在却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商业意图,渐渐地顺风车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就像滴滴刚推出专车服务,Uber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一样,一些车主愿意在业余时间拉个活,体验一下共享经济的新奇,顺便赚点小钱。但在资本和商业的强力推动之下,业余拉活的人越来越少,职业司机越来越多。
两年前,我在《分享经济的边界》一文中讨论过这种由个人共享资源开始,快速走过共享的边界,进入职业化的现象。简而言之,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的共享,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这倒不见得一定是坏事,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职业分工史。开始,你的职业是农民,后来又细分为菜农,再后来可能只是专职种西红柿的农民。专业化分工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
当企业开始用经济手段推进顺风车市场的规模,最积极响应的并不是那些真心想要分享私家车座位的人,而是一大批想要借此谋生的人。所以,顺风车的火热并不是一个公益现象或者环保现象,实际上它主要是一个商业现象,跟几年前的专车、快车的火热区别并不大。
政府和企业在顺风车的监管上,都假设这是一种互利的顺路合乘行为,因此不应该用管理职业化的经营性载客的手段来限制顺风车。没错,我和一位邻居约定,每天上班时顺道拉他去他的公司,政府应该乐见这样的事情,而不应该用京籍京牌排量轴距这些条条框框来变相地扼杀顺风车。
如果顺风车真的都是顺路合乘行为,这样宽松的监管我认为是合适的。我甚至认为,滴滴顺风车和嘀嗒顺风车鼓励车主跟搭车人社交、约会,鼓励搭车人坐到前排座位上,都是正常的、礼貌的、合乎情理的。你搭朋友的车去上班,却要像打专车一样坐到后排,你的朋友会觉得自己成了你的司机,而你本人也会不舒服。
可问题是,那个天天开车送你去公司的人,压根是一个以此谋生的专职司机。5月份空姐事件之前,滴滴顺风车司机每天最多可以接15单。这样的顺风车,还有多少“顺风”可言?
但对顺风车的经营者来说,是不是真“顺风”其实完全不重要,更多的人来开,更多的人来坐,供需两旺,增速喜人,就足以证明这个市场存在,并且重要。没人去追究,这个市场有多少是真实的顺风车市场,有多少实际上是更加廉价并且低门槛的网约车市场。
一些顺风车平台将跨城顺风车当做一个新的增长点,大力鼓励司机跨城载客,鼓励乘客用跨城顺风车来解决城际交通和短途旅游的需求。因此,跨城顺风车就真的如期爆发了。一些顺风车司机说,跨城顺风车的单很难抢,有人甚至用外挂抢单。你看,这跟专车、快车的早期是一样一样的。
有人说,为什么出事的总是滴滴?别天真了,没有一个顺风车平台是绝对安全的,只不过其他的都比滴滴小太多而已,出事的概率是一样的。
对顺风车平台来说,顺风车是一个生意,或者说顺风车是一个穿着公益外衣的生意。对顺风车司机来说,顺风车同样是一个生意,一个更少监管、更低准入门槛、更有利可图的生意。最终,顺风车就成了一个雷区,爆只是时间问题。
出了事,政府仅仅去约谈、去惩罚顺风车企业,是无济于事的。归根结底,是政府对网约车过度的、不合理的监管,逼迫企业在网约车之外寻找商业机会。同时,政府对网约车和司机的硬性限制,对网约车的“严打”,也在逼迫网约车司机去开顺风车,甚至黑车。
此次乐清事件之后,如果政府选择把顺风车也纳入网约车的管理范畴,和专车、快车一样对司机、车辆设限,结果可能会更糟。
政府真正该做的,是把卡在网约车脖子上的手拿开,让网约车以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发展,同时,严格限制顺风车的盈利可能,让商业归商业,公益归公益,或许,顺风车还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