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张小龙容易，批评罗振宇更容易

褒贬鸿沟让我产生了一个想象：假如擅长发现、定义、营销概念的罗振宇是微信的发明人，那个死宅、极简主义和文艺、直觉气质混搭的张小龙是“得到”的发明人，两人都做了演讲，还有多少人会批评罗振宇，还有多少人赞美张小龙？

张小龙讲的是产品观，也属于知识的一种。这个国民应用的成功值得探讨，张小龙的能力值得钦佩，它的经验无法忽视。但是微信的成功究竟跟他的产品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是正相关，那么影响系数的数值应该是多少？如果一个人和张小龙秉持的是相同的观念，但产品做失败了该如何解释？微信成功是否还是有别的原因，比如腾讯的扶持以及运气等因素呢？

张小龙传递的知识，那是他的感悟和总结，在没有实证实验的情况下，他的经验知识是属于个人的，是需要打个问号的。我记得张小龙在几年前做过一个演讲，有一句是“我所说的，都是错的”，当他的演讲被刷屏时，当他被捧为“神”时，他的知识就都是对的？

罗振宇搞了几年的跨年演讲，批评跨年演讲以及踩几脚罗振宇，已经成为跨年演讲的仪式感内容之一了。知识的一个属性，就是在被批评、被修正中完善。想必罗振宇已经习惯这种批评了。

但是，张、罗二人引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都是知识，都有不可证伪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为何两人的形象差距这么大？

我猜测，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我所说的，都是错的）

第一个，产品的号召力催生出的光环。“得到”的用户数和活跃度是无法跟微信相比拟的，微信在现阶段如此成功，张小龙又太低调，以至于他的无数细节被放大，他的饭否被人找出来研究，他的演讲被传颂。当一个屌丝凭借一款牛逼的产品成功后，他就会成为榜样，他就是神，哪怕他心里不愿意。而罗振宇呢？现阶段还是一个创业者的他，不知道是个人爱好还是因职务需要，输出观点较多，讲得越多，特别的讲的关于知识的东西越多，人就容易暴露知识短板，挑他毛病也就越容易了。

第二个，产品的感知力。用户对微信的感知力太容易被量化，微信生态催生出的商业力量也被量化。微信的作用是能够被感知的，但是“得到”上的那些课程呢？学习的效果该如何被量化呢？传统的学校教育会有升学率的指标，但“得到”的用户分散在各处，难以量化。

当然，正是课程效果难以量化，这就给了批评者留下了靶子。我感觉，在中国做产品是存在一条鄙视链的，微信那种产品属于顶端，而如果一个人要做“教人做人”的文化类产品，那就要做好被批评为保健品以及骗子的准备。

我们可以去看一部3D爆米花电影，但对一个“得到”的课程可以嗤之以鼻为“二手知识”，我们可以去看短视频、刷微博、玩手游，但对课程可以批评为无价值。我们可以宽容爆米花，又对罗振宇极端苛刻，我们可以不读书，但对于知识又非常挑剔。这真是奇怪。

我看过部分批评罗振宇的文章。这些批评文章总结出罗振宇的毛病便是：快消品二手知识、贩卖焦虑和成功学、课程无效果、碎片化、自身的神化倾向。我的观后感就两个字：失望。

假如“得到”的课程正如批评者所言是没有效果的，我想，能证实他结论的办法是：找到足够多的样本，严格设立观察对照组实验，一组是看“得到”课程的，一组是不看“得到”课程的，设定一个期限，到时候去观察两组效果。但是批评者的文章，有的是以一个小样本的聊天作为依据，有的甚至是没有相关调查，样本数量为0的情况下，直接靠想象，论断课程没有效果。批评者一边将罗振宇批评为快消品，一边又用快消品的方式去写批评文章，这实在令人难以信服，也不是正儿八经对待知识的严谨态度。

二手知识也是知识，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材，都是从前人知识中选取、总结、筛选的结果。即便课程是碎片化的，但进了门，比天天去打游戏好吧？用户愿意去系统去学习，书店的大门敞开着，也没人拦着，对么？

贩卖焦虑和成功学，这种市场营销举措都烂大街了，每一款叫嚣着改变你生活的产品都打着这种旗号，罗振宇这位创业者用这个做营销有什么问题？另外，“得到”产品上，包括社会学、历史、经济学等各种课程，这些像是成功学课程？

至于罗振宇神化，成为知识化身和算命先生，这可能是批评者自己树立了一个稻草人了，这些年，罗振宇受到的批评很多，他的知识类言谈已经在放大镜下被审视、批评了无数轮，这能成为神？他在和许知远对话时，说自己“屁都不是”“没什么学问”，事业成功是“走狗屎运”。他都这么定义自己了，批评者为何还不放过呢？

赞美张小龙容易，批评罗振宇更容易。

张小龙可以说微信是一种生活方式，罗振宇可以说终身学习，那是他们的产品观和目标。跟身居大公司高位的张小龙不同，罗振宇以及他自己的产品都在路上。一个在传媒衰落背景下，开创知识付费商业模式、依法经营、还在经历创业九死一生刺激感的创业者，当然可以被批评。

但你要对知识有洁癖，最好还是本着逻辑严谨的研究方法论去撰写批评文章。如此，才是对知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