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就是不工作，有什么错？

在比利时和日本，全国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每周39个小时和39.1个小时，远程办公者的工作时间则分别达到44.5个小时和46.5个小时。而在国内一些公司的“996”工作制下，刨去午饭和晚饭两小时，一周的工作时间轻轻松松达到60个小时，还没算上在家、在旅途上的工作时间。

这并不难理解，当“钉钉”有了动静，当微信工作群突然冒出几十条未读消息，处在周末或长假中的你，还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吃喝玩乐吗？

工作对于人类而言，既是枷锁，也是庇护所，它使宏大的生命历程落入诸种琐事的限制，却免于更多更艰深的终极命题的困扰。

仰拍视角中，三个打着领带、将衬衣下摆塞进西裤的IT男背朝天空，气宇轩昂地对镜头抬起脚、举起木棍。扔在荒草上的打印机开始遭遇轮番暴击，纸张和碎零件“丁零当啷”地从已然开膛破肚的主机箱里飞出来。近两分钟苦大仇深、怒发冲冠的宣泄之后，一条挂着残破金属板的电线，随三个志得意满的背影渐行渐远。全程慢动作，全程以饶舌作配乐。

这是1999年美国喜剧《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中的经典桥段“怒砸打印机”。不过，除了在上班族的内心小剧场反复演出，“怒砸打印机”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尽管每天都要睡眼惺忪地在人满为患的地铁、公交车上经历各种挤压、推搡，尽管总在抱怨不足7平方米的格子间困死了自己的激情与梦想，对于上班族而言，失去那7平方米的时刻，往往才是绝望与焦虑的开端。

人类与工作的关系，正是如此陷入某种二律背反。

数千年前，远离工作是身份尊贵的象征

人类为何要工作？这是个古老的问题。

在古典文明的世界观中，人类通过工作，与以诸神形式呈现的自然法则实现微妙的互动。一方面尝试突破后者限定的存在境遇，另一方面又依托后者的约束调整生命的轨迹、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张弛有道，轮廓分明。

根据古希腊长诗《工作与时日》的描述，人类工作的动力来源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攀比之心。此外，因为恼怒于普罗米修斯的欺骗，宙斯创造潘多拉向人间散播罪恶、痛苦，独独将希望留在自己的瓶子里。但对人类而言，工作仍不失为有效的解脱之道，可以被饥饿厌恶，还可以获得地母神的垂青。

《工作与时日》同样事无巨细地罗列了可能决定工作质量的诸多条件，从时间的流逝、气候的更迭、环境的变迁到五谷草木的秉性，劳动与休憩的交替被呈现为一套朴素而庄重的仪式：在无花果树顶的嫩枝抽叶时驾船出海，在宙斯送来秋雨时伐木取材，在白云层里透出鹤的叫声时开始耕地……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希腊人很懒，只会讨论哲学和晒太阳。图/NYT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古典文明中将工作视为体面。相反，在数千年前，远离工作，将大量时间用于一些在现代人看来务虚的事情上，才是身份尊贵的象征。

在柏拉图设计的正义之邦“理想国”中，位列第三等级的劳动者只基于向全民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功能而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缺乏理智而体质健壮、适于劳役者生而为奴，只有由这部分人从事粗鄙的体力劳动，才能保证德行完美、智慧高超的精英阶层有充分的自由、闲暇，投身政治活动、公共事务与哲学思辨中。

在《圣经》中，工作被看作上帝对人类偷食禁果行为的惩罚，“土地要长出荆棘杂草，而你要吃田间的野菜。你得汗流满面才吃得饱”。

而至今仍在南亚次大陆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种姓制，也可溯源到血缘与职业的结合，相比于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婆罗门，真正“做实事”的商业种姓吠舍、工匠种姓首陀罗反而被排在了鄙视链底端。

努力工作的印度人。图/mejoresfotos

资本主义的出现，让“抓紧时间工作赚钱”成了“新王道”

“努力工作” 成为一种带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共识，还要从16世纪资本主义的出现说起。

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由企业家与工人劳动者组成的“近代经济人”将劳动视为一种天职，一种获得上帝恩宠的手段，其终极目的不再指向形而上意义的修行与救赎，而是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认真勤勉、兢兢业业、迎难而上、节俭克制等品质开始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工厂、作坊。而在大西洋彼岸，这套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新教伦理”的价值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北美大陆的拓殖事业保驾护航。在此过程中，时间不再被允许任意流逝，而直接与金钱、效率挂钩；教育不再以培养理性、道德崇高、精神充盈的人才为目的，而要在短时间内输出实用性知识，即谋生手段和社交活动必需的文化涵养、技巧。

及至19世纪，瑞典农民纷纷开始买日历、买时钟、戴怀表、记日记，资本主义对个体生活方式的渗透已然势不可挡，比起“待时而动”，“抓紧时间工作赚钱”才是“新王道”。当然，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家阶段的独有现象，此后把握时代风口经历转型与腾飞的新兴经济体中，常出现如出一辙的思潮。

如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雁行模式”接连创造“亚洲奇迹”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即被认为是团结、服从、奉献、吃苦耐劳、内在责任、工作导向精神的胜利。

“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

然而，人类与工作之间的梁子，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家阶段结下的。

19世纪初，当新科技促使工业生产率在成本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不断提升，英国莱斯特、诺丁汉、约克、兰开夏等数郡工人趁夜色在城镇郊区聚集，然后潜入工厂用锤子捣毁机器，作为对自己工资下降、失业遭遇的抗议。此后各种与“怒砸打印机”类似的企图与冲动，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这场名为“卢德运动”的风波。

当时劳动者普遍面临的境况，是在劳动中逐渐沦为劳动过程本身与资本的奴隶。霍布斯鲍姆在《资本的年代》中提到，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让工人努力劳动，是为了让工人尽早脱离工人生涯，跨入资产阶级天地，然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工人一辈子仍是工人，现存的经济体系也要求他们一辈子当工人，给他们尽可能低的工资。

而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劳动者不掌握生产资料，无法依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劳动，而仅仅是由他人设定的、既有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与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世纪初高空作业的美国人。图/NYT

于是，从“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到1886年经由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争取来的“8小时工作制”，以及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相伴相生的工运潮流，几乎都基于相似的诉求，即实现一种既不违背自身权益，又可以充分发挥个人技艺和能动性，“以自身为行为主体和行动目的”的理想的劳动形式。

不过，当这种潮流最终升级为革命风暴，并最终将工人阶级送上一些国家的主人翁地位，“热爱工作”“劳动光荣”便不止于口号，而是一种内生性的认同，一种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

譬如1950年代时，“单位”不仅仅意味着一所企业、一个工作的地方，更意味着囊括工厂、医院、学校等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庞大体系，意味着终身保障，意味着一个令个人更有力量的集体；“工人”既出现在生产第一线，也出现在标语、宣传画、雕塑、银幕、文艺作品甚至钞票上，既能挺身而出当“铁人”“铁姑娘”，也能像《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淑娴那样，飙得出俄文，拉得了手风琴，跳得好西班牙舞。

说到底，这是个人与集体在劳动中实现统一而催生的自信。

二十世纪中期劳动的浪漫，现在越来越少见。图/《钢的琴》

“每周工作40至50小时，有效工作时间也就15小时。”

如今，假如你告诉爷爷和爸爸你辞职了，并打算永远就这么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职业下去，为国营大炼油厂奉献一辈子并成功实现子承父业的他俩，马上爆发怒不可遏的训斥：“所以你打算一辈子当无业游民？！”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游离于单位之外的人生险象环生，且终究不具备合法性，再精彩也只是过眼云烟。

但是，每天耗费在办公室里的8小时究竟能产生多少实际意义，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美国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便将说客、PR研究员、电话销售员、洗狗员和通宵送比萨的外卖员称作“扯淡的工作”，即“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必要甚至有害，连员工自己也不能证明其有理由存在”的工作。

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与之相关的文章中，格雷伯称，许多员工每周工作40至50小时，但有效工作时间也就15小时，余下的时间用来组织和参加激励会、更新脸书或者下载电视盒子。

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截图/《unnatural》

爱荷华大学健康与心理学系教授、工作研究者本杰明·哈尼克（Benjamin Hunnicutt）则举过一个更为形象的例子：如果收银员的工作是一个电动游戏——抓住一个目标，找到条形码，扫描条形码，向前推动目标，重复以上动作——批评者一定会认为其相当愚蠢。但当这是一份工作时，政治家就会称赞其固有的尊严，“目的、意义、身份、自我实现、创造力、自主性，所有心理学证明对我们的福祉有必要的东西，在工作中一般都不存在”。

当工作不再是精神愉悦的来源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甚至不一定能为持续消费和购置不动产提供经济支持，“后工作”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按照美国保守派专栏作者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的描述，在“后工作”语境下，就业率下降不再直接等同于失业，而可能意味着人们主动离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兼职取代固定工作，并习惯于在一种长期没有稳定工作的状态下生活。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也许“后工作”仍不是一个主动选择。如今很多人的职业生涯事实上受制于工业自动化，并正在被更新迭代频密的各种“黑科技”边缘化。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经济类畅销书作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代表作《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中就指出，计算机能够做到的其实远远不止节约劳动力，更可以发挥各种行政性的、管理性的功能，而且做得很出色。鉴于此种趋势，他认为目前公众所定义的“工作”会逐渐被取消，最终市场将不能提供足够的职位供现有人口全部实现就业，换言之，“没工开”会成为未来人类必须慢慢适应的一种状况。

无论如何，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日益模糊，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别误会，这里说的可不是把兴趣与谋生结合起来的那种理想状态，而是现代通信技术正以弹性工作制的名义入侵私人时间、空间，并导致了更高的工作强度。

2017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称，在比利时和日本，全国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每周39个小时和39.1个小时，远程办公者的工作时间则分别达到44.5个小时和46.5个小时。这并不难理解，当“钉钉”有了动静，当微信工作群突然冒出几十条未读消息，处在周末或长假中的你，还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吃喝玩乐吗？

所以，就像任何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问题，工作还是不工作，工作的意义在哪，都难以在这个开放、多元，也更碎片化的时代找到答案。或许，工作对于人类而言，既是枷锁，也是庇护所，它使宏大的生命历程落入诸种琐事的限制，却免于更多更艰深的终极命题的困扰，一如阿兰·德波顿在《工作颂歌》中所言：“工作会让我们将无穷无尽的焦虑不安集中到一些相对较小，可望实现的目标上来。它会赋予我们大权在握的感觉，会使我们有尊严地感到疲惫……总之，它会使我们避免更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