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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逃”往杭州的人，慢慢给了自己答案。“一生挺短的，能好好爱自己，爱一个人就很不容易了。”
生于1989年，李音2019年无法逃避地成为最后一批30岁的80后。
江西的小山村里长辈们显然比当事人更焦急。“你虚岁已经31了，再不生，以后想生都生不了。”除夕夜，李音和七大姑八大姨围在一起烤火，对面五十出头便当上奶奶的姑妈，吐出两片瓜子壳，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并在“31”上加重了语气。李音感觉像被人用针扎了一下。
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是她从上海“逃”到杭州之后的两年里，一步步被催的流程。
因为某种被剥夺感和越来越近的年龄分界线，李音最紧迫的焦虑变成了“三十而立，立不起来怎么办”。她选择离开充满光怪陆离的欲望与梦想的上海。
换到一个第一朵桂花开了也会上报纸头条的城市后，西子湖近在咫尺，生活节奏慢了下来，恋爱的隐形成本也降低了。出于对安定感的诉求，或是排遣孤独的需要，部分曾经不敢爱的年轻人，在这里飞速将在北上广深被“剥夺”的婚恋纳入人生规划。
“事业暂时没有进展，那就先成个家，把婚结了，至少抓住一头。”这是李音的姑妈们的论调。一些时候，这些人生中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对某种认知危机和社会大环境压力的回应。
但爱情和婚姻是解决危机的手段吗，而青春和三十岁又是它最后的期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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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招聘那么多人，请问招男朋友吗？”对话框弹出来，是叶远的消息，附带着一份“简历”。“技能点包括家电维修、电脑清理、抢票、打扫等。提供各种照顾服务，端茶倒水喂药等。薪资期望为0或小于0……”在办公室里，李音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她刚从上海来到杭州三个月，在滨江一家公司任HR。
这是2017年元旦刚过的事，他们刚认识一周，但感觉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叶远很果断，不再像二十出头时，犹豫纠结，反复试探。他三十已过，在北京生活了8年之后，结束漂泊，回到故乡。
和他一样的年轻人还不少。他们以杭州这座经济与自然环境均不错的二线城市，作为逃离一线城市之后的人生避难所和安居之地。
朱迪也是其中之一。她从北京到杭州，为了爱情。“2019年，我就28岁了，差不多也该结婚了。”
此前，她在北京一家教育机构工作，男朋友是高中同学。两人同为北漂，在庞大的城市里偎依取暖。这是北京爱情故事通常的模板。从她所住的丰台，到对方工作居住的后厂村，见面难度简直不亚于异地恋。
这种日子似乎看不到头，但年轻人的职业发展似乎很快就要见顶了。2018年10月，租住的房子临近到期，房东告知不再续租，要求她立即搬走。朱迪生出了离开的念头。
男友曾经来过几次杭州，对这座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已然网红”的城市很有好感。既有工作机会，安顿成本对两个从农村到城市的第一代年轻人而言，尚未飙到不可接受的水平，这里成了最后的选择。
朱迪勇敢地先男友一步，来杭州求职。尽管杭州之于她，是一个陌生程度并不亚于北京的城市。从一个陌生城市到另一个陌生城市，真能找到所谓的安定吗？她内心充满彷徨与不确定。从北京到杭州的高铁上，朱迪对着男朋友哭了一场。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面试，朱迪降薪3000去了杭州一家国际教育机构。生活节奏的确慢了下来，一天之中，除了睡觉之外只有60%的时间用于工作，这在北京是不可想象的。她开始跑步，规划业余生活，还没来得及对杭州的生活建立起好感。2019年年初，杭州长达39天没有太阳。“鬼城市，待着都要发霉了。”朱迪反感地说。支撑她生活的，除了工作，就是等待男朋友来杭，爱情和未来成为“安定感”的来源。
对一些人而言，在三十岁上下，稳定的家庭开始变得迫切。
“花个几百块钱就能脱单，你在北上广，敢想吗？”在武汉大学浙江校友会单身群群主麦姐看来，杭州是一座年轻人爱得起的城市。免费开放的西湖，半个月都爬不完的群山，以及周边星罗棋布的便宜景点，大大降低了年轻人恋爱的隐形成本。
麦姐热衷于给人做红娘，2012年开始，她平均每年能撮合5对情侣。2018年春节前夕，有人跟她说，不如你单独建个单身群，为年轻人做媒。一年的时间，这个群从二三十人，已经到了170人。在她的感知里，从北上广来的三十上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麦姐兴奋地讲起了去年一对情侣“坐火箭”结婚的故事。两人在她的撮合之下，认识两周相恋，两个月拍结婚照，三个月官宣领证，四个月举行婚礼。她去湖州参加婚礼时，还没开口，女孩的妈妈指着她说，“你是麦姐吧，我女儿经常提起你！”
△ 春日西湖边，一对情侣在拍婚纱照。图片 |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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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急火燎地相爱之前，这些人在北上广的人生是另一副光景。
年岁渐长，那个传说中的“30岁”怪兽一步步逼近。除了事业没有明显的突破，生活也在大城市里如浮萍，自然无法承载可以作长久打算的爱情。
杭州人叶远是在梦里感知到那只怪兽存在的。连续三天，他躺在西直门附近筒子楼里10平米小单间单人床上，都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考试结束铃响了，他却还有整页试卷没有写。
梦是从2014年11月杭州人才市场给他连发了三四条短信后开始的。通知说，超过28岁后，人才市场将不再托管户口和档案。半年前，叶远刚过完28岁生日。之后几天，他感觉身体里多了某种倒计时装置，一步步逼近自己无法掌控的结果。“像是人生有一个死线在催逼着。”
在北京上了四年学后，叶远在后厂村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了四年。公司无法解决北京户口，他只好将户口卡和黄色牛皮纸袋装着的一叠档案，寄放在故乡的人才市场。
买房、结婚暂时还不在他的考虑之列，生活的临时感，以及高企的房价让“家”看起来很渺茫。户口的实际意义依然模糊，但似乎已经成为他不得不解决的事。猎头找上他，说有一个杭州的机会时，他刚刚经历第三次被梦急醒。11月底，他离开了北京。
朱迪离开，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摆脱充满临时感的生活。
她买好的紫色麋鹿墙贴上墙不过一个月。那时她情绪焦躁，教育行业没有互联网行业的高薪，工作强度并不比互联网公司小。除了睡觉之外，工作占用了她每天90%的时间，不多的约会也经常被推迟至深夜。
到北京不到两年，她搬了三次家。一开始在闺蜜家借住，后来住公司宿舍，最后为了有点私人空间在丰台合租了一套小两房。
印有紫色麋鹿的墙纸，特别梦幻少女，买来为了遮住墙上一块黑色斑点。黑斑多次擦洗，始终弄不掉。一直觉得是短暂落脚，原本恋家的朱迪始终拖着没管它。说了很多次的衣柜置物架，她也一直没有下决心买。大半年后，朱迪终于忍不下去，“房子是租的，生活不是租的”。
她买回了那张墙贴和置物架。2018年10月，房东突然通知房子不租了。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之下，朱迪突然觉得再换一份工作也无济于事，“除了频繁跳槽，最终也并没有留下什么”。
“一切都是临时的”，离职的最后一天，朱迪依然加班到晚上九点多。许多生活用品，最终都被她送给了朋友。
相比之下，陈卓走得心有不甘。梦想之城里，他曾有过梦想，也有过爱情。
从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他到了北京工作，那是奥运会的前两年。二十出头，在中国排行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他尽管囊中羞涩，但人生显得生机勃勃。他的野心不止于此，打算考人大法律系的研究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他和女友住在人大附近，一栋有名的群租大厦的隔断间里，身无长物，家徒四壁。六七平米的空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箱子。在希望掩盖所有痛苦的岁月，他们几乎没怎么考虑婚姻，“有什么比二十出头的贫穷更理直气壮的呢？”
和他的人生一样，他身后的北京也处在一个昂扬的上升期。“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明朗的旋律从大街小巷的商店里飘出来。地铁在紧锣密鼓地修，公交开始降价，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招募志愿者的广告，王府井、前门、故宫里，外国面孔越来越多，“每一天我都感觉，北京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
2007年，陈卓提前上网抢了很多奥运会门票，田径、沙滩排球、现代五项等。2008年夏天，他和女友在鸟巢里看了一场今生难忘的比赛，男子4*100米接力赛，“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在那儿打破了世界纪录”。
那是北京和他的高光时刻。陈卓最终还是没能在北京安家，他没有考上人大研究生，最后也与女友分手。北京的房价步步攀升，涨成让人咋舌的天文数字。年龄渐长，他意识到想在这个城市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落并不容易，爱情和安定无从谈起。
离开北京去杭州，是在八月底。他住在南二环的胡同里，没有厕所，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那时候，石榴已经结果了。他拎着一只小箱子，伸手摘了一颗石榴带走了。
陈卓在杭州办公的地方离西湖不远，灵隐寺附近，院子里种了许多海棠花。有一次春雪，桃花开了，柳树也一片葱郁，他在断桥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两颗大爱心。在传说里，这里是许仙与白娘子相遇的地方，同船共渡，一个要去钱塘，一个要去清波门。几公里之外，就是经典爱情故事里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长桥。长桥实际不足5米，两人在桥上来来回回，依依惜别。他发现， “杭州是一个充满了柔情的城市” 。
△ 杭州一家超市里，情人节前夕，用小番茄拗出的心形造型。 图片 |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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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京不同。
在那里，叶远会有参加不完的聚会，他们面红耳赤地谈论互联网创业的机会，以及道听途说的成功故事。
刚回杭州时，孤独不可避免。他熟悉西湖所有星巴克的位置。最孤独的时候，一个人坐车去，吃一碗真功夫又坐车回来。与李音相识后，爱情成为他们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里的糖。
之前，叶远是不折不扣的IT宅男，很少旅行，也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想法。李音是狂热的旅游爱好者。最近一年多里，他们一起飞了上万公里。最疯狂的一次，叶远在因高反发烧一夜之后，拿着氧气罐跟李音到了拉萨。两人还顶着熏人的臭味，去看了天葬。成群的秃鹫在灰白色的天空盘旋，其中一只还停在了李音的脚边，这令她难忘。
“至少在感情层面，我们还没有进入‘中年’。”李音说，叶远和她不止一次谈论过中年危机，某种意义上，有活力的感情的确帮他们对抗了生活的疲惫感。
2018年夏天，他们自驾游。此前，叶远在团建玩水时胸口被人意外地踢了一脚，一直隐隐作痛。仓促回杭州后，次日两人同时发烧，只好都折腾去医院。
“那个下午，我有种孤独感被治愈的感觉。”李音说，“生病的时候，更容易体会到恋爱的好处，即便不解决实际问题，陪伴和关心也挺需要的。”靠近30岁，她能明显感觉身体机能在退化，熬不动夜、脱发、感冒恢复慢……这些是年龄带来的，最现实也最直观的危机。
对另一些年轻人而言，在三十岁的关口，爱情和婚姻是在完成某种“成人礼”。陈俊在杭州城西的互联网公司任职，2016年年底从深圳来的杭州。作为山东男人，他认同一种观念，结了婚才算成熟了。
2018年，他和在深圳的研究生同学恋爱了。9月，他飞去深圳，陪女友度过了30岁生日。“平均每两三天，结婚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聊天内容中。”陈俊不得不面对这个令他很苦恼的问题。杭州的工作处在上升期，公司的期权也尚未兑现。“但我也不能耽误她的青春是不是，那不就是渣男吗？”
“得到一些东西，总要失去一些。如果结婚，我总不能让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吧。那种孤独感，我们都受够了。”陈俊打算拿出积蓄，再找朋友借些钱，到深圳买房，并且开始留意深圳的机会。“就算是给自己贴金吧，我觉得自己开始有担当，敢承担责任了。”他喝完玻璃杯里的酒，笑着说。
△ 杭州草莓音乐节上的“love stage”爱舞台吸引情侣们驻足。 图片 |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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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一定年龄的所有困境，会因婚恋状况的变化迎刃而解吗？
李音曾和叶远闲聊过这个话题。“王子和公主结婚了，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很多童话的套路，偶像剧都只拍到男女主结婚为止。”李音调侃说，“结婚之后，还可能有小三插足、不孕不育、七年之痒。”
大年初一晚上，她和父母围着火炉谈天。李音希望父母能有自己的生活，有生之年多出去走走，比如春天可以去杭州旅行一趟。“你结了婚、生孩子我再去，否则我去干嘛？”母亲偏过头，摆摆手，咄咄逼人地说。
尽管感情稳定，李音并没有立即结婚生子的打算。这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感觉在一线城市的困境，并未因城市的变化而完全消失。
压力首先来自小区门口的房产中介，沿街的橱窗里，展示着周边小区的房价。李音所在的片区，均价5万，“已经与北上广平起平坐了”。
杭州的竞争压力并不比北上广小，至少在互联网公司是如此。2018年12月底，叶远持续两周每天工作到凌晨一点半，有天甚至到了3点。李音起来上厕所，瞥见书房里叶远正把键盘敲得噼叭作响，幽蓝的屏幕映着一张长满胡茬的脸。第二天，叶远回来告诉她，在路上遇到调去其他部门的同事，他盯着自己看了半天，突然惊呼：“你皱了！”
李音有位同事，33岁，事业遇到瓶颈，总希望用婚姻来补偿人生的失意，“他总说，人到三十，就算事业一事无成，家庭有成也不错。”结果并不顺遂，三年谈了两场恋爱，最终都潦草地结束了。
但爱情真的只能是青春限定吗？春节期间的经历让陈卓对爱情产生了新的想法。陈卓是在母亲的新老伴家过2019年春节的。父亲去世几年后，61岁的母亲在2018年找了一个71岁的老伴。老头有三个儿子，他们在除夕夜展示了东北人的热情，一杯接一杯地和陈卓喝酒，“半夜走路都晃”。
初一、初二和初五，早上6点多，老头不厌其烦地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打车五六公里来给陈卓的妈妈送早饭，一天是蚕蛹，一天是亲手卤的牛肉。陈卓躺在床上，听着两位老人在客厅说话，“我爸去世后，这种场景就没有过。准确说，即便我爸在世的时候，这种日常的温暖也屈指可数”。
陈卓甚至有点羡慕这种温情，“老了再相爱，也是好事吧，因为每一天都很可贵，所以更加珍惜对方。年轻的时候才不会这么想。”谈及婚恋时，他有种“哲学家”的味道。
在从东北老家开往南方的火车上，陈卓发来一条微信消息。“其实生不生孩子，甚至结不结婚都不重要。一生挺短的，能好好爱自己，爱一个人就很不容易了。”
2018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李音和叶远在南山路散步。西湖边的柳树已经发芽，人潮如织。“拍过《24帧》与《如沐爱河》的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生前有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就叫《杭州之恋》。2015年的时候，他就开始筹备了，但第二年，他便因为癌症去世了。”两人闲聊时，李音突然说。
“那好可惜。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它拍完。”叶远没有看过阿巴斯的任何一部作品，停顿了片刻，轻声说。
有些时刻，李音觉得，爱情就像那部可能出现但并没有来的电影。它只能是人生的礼物，不会是解药。不管在散发着“焦虑”气息的北上广，还是在散发出“柔情”气质的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