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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世界经济进入严冬。目前来看，美国和全球所出现的金融市场动荡仍以股灾为主，与2008年所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有所区别。美联储继续以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其结果可想而知。同时，伴随着疫情向全球扩展，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将向纵深延伸。作者认为，股市大宗商品、贵金属以及外汇的同向震荡有可能穿透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形成的的杠杆墙，进而引发主权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的快速衰退，并且导致家庭和金融机构在内的全面资产负债表衰退，并形成全球性的传递链条。
目前有三大迹象表明危机即将来临，第一是各类股权基金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衰退的危险；第二是非金融企业，特别是美国页岩油行业的高债务风险已经显露；第三是疫情之下服务业债权债务快速崩断的危险。由此，世界经济极有可能出现2008年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10年欧债危机叠加的局面，并最终可能导致类似于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重现。对此，保障包括经济金融在内的全球安全的最好办法是国际社会联手抗疫，尽快切断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我们在市场一线看到了什么？
目前为止，美国和全球出现的金融市场动荡仍是股灾类型的。尽管动荡的范围和烈度已经超过我们通常的理解并有可能失控，但就其性质而言，还是与2008年以快速去杠杆为代表的金融危机有所区别的。
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首先表现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自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工资增长几乎停滞不前，而消费却在持续扩大，支持消费扩大的支柱是负债。久而久之，形成负债消费的模式，相应地，为维持这一模式，金融机构，尤其负债类金融机构杠杆是在持续加大加长中。在房价持续上涨的财富效应下，这种模式尚可运转。但在房价下跌，使财产性收入下降时，按揭贷款的偿还就发生了困难，致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产品大面积违约，进而金融市场出现了去杠杆的连锁反应，不仅中小银行，而且一些系统性金融机构因之倒闭。
由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特点是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引起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它基本发生在包括债券在内的债务市场上，体现为金融机构，尤其是负债类金融机构的快速去杠杆，反映在金融市场上是卖方危机。
这次金融动荡则发生在股票市场上，呈现为买方的困难，表现是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落。从交易角度观察，上次表现为所谓的“市场死掉”，即交易对手丧失。这次表现为市场巨幅震荡，尽管美国股市有四次熔断，但仍有反弹。反弹表明交易对手尚未完全丧失，市场仍在艰难运作。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投资人是用自有资金投资的，即使使用杠杆操作，或因杠杆率不高或有其他偿还来源，使金融市场尚未出现严重的快速去杠杆特征，使负债类金融机构尚未出现大面积连锁倒闭现象。由此决定，目前的金融动荡还是局部性，还是股市系统内的涨落。用美国原财政部长，现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的话讲，是“内生于市场的”。
正是目前的金融动荡区别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构成了市场认为美国现在救市的办法不灵的原因。目前市场上主流看法是，美联储通过一竿子将利率降为零，辅之以7000亿购买国债和两房债的办法来向市场紧急补充流动性。这是用传统应对2008年式金融危机的办法来救股市的，是用治感冒的药来治拉肚子。
市场认为，蕴含于股市内在规律的涨落机制在疫情冲击下瞬间发作，加之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美国股市可能出现崩溃式下跌。而美联储似乎药不对症的传统救市办法，又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的恐慌。这些因素相互激荡，构成了对当前金融动荡认知的困惑以及预期的不稳，集中反映在股价下跌是否具有传染性上。也就是说，在疫情冲击下，目前的金融动荡是否会持续发酵？是否会从股灾蔓延到债券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蔓延到货币市场，再继续蔓延到整个世界，形成跨市场跨区域的以包括家庭、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政府和国际收支机构在内的全面资产负债表衰退型的国际金融危机？
我们担心什么？
市场的担心也是我们的担心。我们担心，在疫情冲击下，股市大宗商品，贵金属以及外汇的同向震荡会穿透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形成的杠杆墙。
如果与2008年前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当时美国的杠杆率比较高的主要是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两个杠杆率有了显著的下降。
首先，在严酷的市场事实教育下，美国家庭不再一味地寅吃卯粮，再加上近几年就业的好转，收入有所提高，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得到某种程度的修复，变得相对稳健。
其次，美国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0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核心是卖方和买方市场相隔离，任何金融机构不得穿透。十年来，这个沃尔克原则上深入金融市场，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在资产负债表修复的同时，经营也变得更加谨慎了。
然而，也须指出的是，在家庭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却在扩张，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在扩张。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2008年金融危机是以快速去杠杆为代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为了顶住快速去杠杆，政府就得加杠杆，以防止资产负债表崩塌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美联储除了大幅降息以外，还通过大量购买国债支持政府开支，构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内容。十年来，美国政府债务水平不断升高，屡屡推高债务上限，目前国债余额已超过GDP。与此同时，由于货币供应快速增长，致使市场利率水平不断下行。利率甚低，诱使非金融企业扩大负债，不仅经营良好的企业加长了杠杆，而且“僵尸企业”也获得了融资。终于形成与家庭和金融机构杠杆率相反的走势。
政府、非金融企业与家庭、金融机构杠杆率相反的走势，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杠杆墙。这是目前金融震荡还拘泥于股市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市场恐慌的根源。市场担心当前的金融动荡会导致主权债务和非金融企业债务的快速衰退，进而穿透杠杆墙，引发家庭和金融机构在内的全面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并向国际传递。
现在看来，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已经看到了迹象：
第一个迹象。这次股灾导致很多对冲基金出现巨幅亏损。如果投资者大量赎回，特别是在对冲基金使用杠杆操做的情况下，不仅股价还会大幅下跌，而且会使杠杆的还本付息更加困难，招致各类股权基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种衰退会收缩市场，使各类金融市场有关金融产品更加密切接触，如同新冠肺炎一般，密切接触会使敏感资产更易受到传染，加大了资产负债表全面衰退的可能性。这也是美联储超常规向市场补充流动性的重要原因。
但是，目前美联储补充流动性的机制，还没有把这些买方市场基金机构纳入在内。2008年的时候，卖方市场的投资银行机构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美联储迫不得已将高盛和摩根史丹利等所有的投资银行全部纳入负债类金融机构，不仅通过创设新的流动性补充工具对其补充流动性，而且可以直接再贷款给这些投资银行机构，同时要求它们接受负债类金融机构的监管。随着股市动荡的加剧，我们认为这次也不排除美联储旧瓶装新酒，或采用直接购买股票的方式，或采用将买方市场的基金纳入负债类金融机构的方式来救市。
第二个迹象，或许是更为重要的迹象。非金融企业，尤其是页岩油行业的高债务风险已经显露。在过去的十年中间，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既传统又新兴的行业就是页岩油。页岩油是用高杠杆推动起来的产业，其负债率非常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的负债本息高达9300亿美元。同时，这个行业生产成本又很高，平均在40美元左右，只有16家企业成本在35美元以下。
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和沙特未就油价达成一致。它们无视疫情冲击使全球石油需求下降的事实，不仅不限产保价，反而全面增产，甚至还要长期对抗。俄罗斯认为，根据其外汇储备情况，可维持油价25美元到30美元达十年之久。这种反常的情况使全球油价立即暴跌到25美元左右，并预计还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其结果就是搅乱了长期形成的全球石油市场秩序。对美国来讲，这不仅意味着会把页岩油挤出世界市场，更重要的是，随着页岩油行业的衰退，其资产负债表也会快速衰退，逾1/3的页岩油高收益债会立即成为垃圾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石油产品不仅仅是能源产品，也是金融产品。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是架在石油价格之上的。石油价格意外下跌，会使衍生工具对冲失效，造成更大的金融风险。也正是这个原因，美国这次应对金融动荡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购买页岩油，加大石油储备，以此来稳定石油价格，进而提升页岩油企业还本付息，兑付债券的能力。目前，美国政府初步承诺向页岩油企业采购3000万桶页岩油，预计今后还会加大采购量。
第三个迹象。欧美的产业结构是服务业为主的，而服务业又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服务业的财务特点是以现金收入为主的，同时又是以包括人工在内的固定费用支出为主要开支的。如果现金收入不够的话，他的债权债务就会快速收缩，举一个例子，在超市经营中，货物采购所需的流动资金，或是从银行贷款的，或是通过分期付款方式由供货商提供融资的。如果超市出现销售困难，就会牵扯到它的供应商，并涉及到各个制造行业的财务安排。2008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所发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是由其汽车销售信贷公司的坏账所肇始的。为防止服务业债权债务快速崩断的危险，美联储就需要面对服务业大幅度地全面补充流动性。更为严重的是，服务业又是就业比重较高的行业，一旦服务业资产负债表衰退，就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并因此极易导致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也构成了美国要免除学生贷款利息，补助网课费用，并动议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目前来看，这三个脆弱点日显突出，并有可能连成一片，这增加了美国救市的紧迫性。然而，美国现在的救市办法似乎还不能全然解决问题。美国虽然向市场补充大量的流动性，但大多是流到了负债类金融机构。这类金融机构，在过去十年间，资本充足率有了较大的提升，杠杆率有了明显改善，流动性并不短缺。特别是在沃尔克监管原则下，即使有充沛的流动性，这类金融机构也难以使其流入最需要的地方和行业。
于是，美联储迫不得已跨过商业银行等负债类金融机构直接进入市场。一是，直接进入商业票据市场，直接向企业提供流动性。3月17日美联储宣布重新启动这一安排：商业票据不再通过商业银行的再贴现而由央行直接贴现，以缓解生产链条和销售链条中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燃眉之急。二是，无限量按需买入美国国债以及其他债券。3月23日美联储开启了无限宽松的货币政策，宣布美联储不仅购买国债，也购买公司债。目前美联储购买公司债的范围和条件是：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公司评级至少BBB-/Baa3，剩余期限不足五年的美国公司投资级债券，初步安排是自3月23日起，每天购买750亿国债和500亿MBS。
美联储这种无限量QE并直接进入市场的非常之策，远远超过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安排，使人为之瞠目。这种非常之策能否奏效，市场正在观察。随着疫情的发展，经济的下行，金融市场是否还会进一步恶化，也尚且不知。唯一知道的是美联储的弹药已经用完了，政策利率已经是零了，甚至具有了负利率趋势，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到了极限。这反而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加大之中，市场依然弥漫着恐慌情绪，甚至更甚。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认为，最坏的后果是出现堪比1929-1933年大危机。这既是底线思维的需要，也是疫情所引导的现实经济金融运动趋向。我们注意到，疫情的发展对全球经济金融表现具有边际引领作用。目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还在世界上蔓延。一般认为，在疫苗还未有效大规模使用前，疫情就不能扑灭。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不仅因为它是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冲击的，更重要的是，抗疫的逻辑与经济活动的逻辑是相悖的：抗疫需要隔断，而经济活动需要互联互通。这意味着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对经济的冲击越大，经济偏离正常轨道的可能性就越高。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危机仅是疫情发展的后果之一。由于目前的经济下行和金融动荡不是经济金融体系内生的，而是外在冲击引发的，这就使货币政策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只能视疫情的发展，一步一趋，逐步加码。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一步一趋的货币政策已使政策利率下降为零，但效果不彰。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唯一的指望就是无限量购买国债，这既意味着美联储开动印钞机来支持国债的发行，也意味着美国政府财政开支可以无限扩大。两相综合，就是美国政府债务无以复加地增长。这实际开启了财政货币化进程，是现代金融理论（MMT）的现实运用。
3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额为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对美国航空企业直接资助250亿美元，并有可能使其国有化。市场预计未来直接资助的企业名单还会加长。除此之外，更有甚者，刺激计划还包括了“直升飞机撒钱”。由于担心失业问题严重化，招致家庭负债表衰退，刺激计划将向年收入不足7.5万美元的每个单身成人一次性最多发放1200美元，为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每对夫妇最多支付2400美元，将失业救济金每周增加600美元，最多持续4个月。
美国目前已是全球疫情的“震中”，出台历史上非战时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既反映了疫情的严重性，也表明货币财政政策目标的转变，即不再把防范金融危机做为唯一目标，而是缓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减少疫情对社会的伤害，为疫情引发的次生灾害铺上“安全垫”。无疑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完全靠美联储印钞票来支持财政开支，这个路子能走多远？这颠覆了现有的财政金融学认知框架，使人感到茫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无限制地透支中央银行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美元又是国际货币，其通货膨胀就是全球性的。饮鸩止渴，后果难料。
即使抛开这些长期重大问题不谈，眼下的紧急情况是：美国货币财政当局的这些措施并未有效缓解美元的国际流动性紧张局面。伦敦市场隔夜拆借利率仍在上涨，美元指数一直取上升态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对美元流动性的苛求，也使资金开始从发展中国家向外流出。对中国而言，尽管人民币资产的利差水平高，中国的基本面比较好，但是，最近几周，资金还是外流的。人民币兑美元仍处于贬值状态，汇率仍维持在7.05人民币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会出现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式货币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资金的大幅外流，导致本币对外币的大幅贬值，进而引起了宏观经济的严重紊乱，并迟迟难以恢复。我们注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种风险，例如，在金砖国家中，如南非、巴西几乎都是具有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的双赤字国家，它们的风险是值得高度警惕。而2019年阿根廷再次爆发货币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再次出现类似2010年的欧债危机。现在最主要的关注对象仍是南欧国家。十年前，欧洲五国，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财政状况恶化所导致的欧债危机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现在意大利、西班牙的情况又开始令市场担心：疫情十分严重并还在严重化，政府花了很多的钱，看来还要花更多的钱。它们的财政状况以及未来的主权债务状况如何，成为一个大问号。这些国家都处于欧元区，本身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政府债务融资依赖于欧央行，而欧元区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会不会对其主权债务进行新安排，就变成问题的焦点。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安排和救助，欧元区存在的价值就大打折扣，甚至有崩溃的风险。
由上，可以看到，如果出现金融危机的话，这次危机跟过去看到所有的危机都不一样。既是股灾，也是类似于2008年以快速去杠杆为代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同时还是类似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且还可能加上类似于2010年欧债危机式的主权债务危机。在疫情冲击下，这些危机全叠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前所未见的复杂局面。众多经济学家预测，这种复杂局面会导致类似于1929~1933年大危机的出现。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如果说1929-1933年大危机是经济社会内在矛盾所引起的，而这次可能发生的大危机则是疫情外在冲击所导致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国际货币体系还是金本位制。受制于金本位，一旦因经济周期或其他原因引发金融动荡，流动性就会瞬间枯竭，债权债务关系瞬间断裂，金融体系瞬间崩溃。这构成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的历史背景。
二次战后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学的成熟与广泛运用，中央银行可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市场利率的高低以及流动性的多寡，不仅可以管理总需求来熨平经济周期，而且也可以随时补充流动性来维持债权债务关系的稳定。因此，在二次战后大多数时间避免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及“擦枪走火”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即使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可以迅速行动，至少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出于同样的逻辑，此次金融动荡也是这样应对的。
但是，此次金融动荡却是由疫情触发的。疫情是导火索，不扑灭疫情，仅靠货币财政政策的被动防御是远远不够的，甚至防不胜防，更何况疫情本身就是大炸弹。我们已经看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不在于短期的冲击，而在于后遗症非常之多，使经济的自愈能力变得十分之差。中国目前的情况就反映了这一点：停工停产容易，复工复产困难。目前看来，疫情至少要持续到今年年末，而且不排除来年还会发作。如果是这种情况，可能在未来几年中，全球实体经济都会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金融动荡也因之此起彼伏。
对照1929-1933年大危机的情形，当时大危机的严重后果还不在于四年危机，更在于危机后1933~1939年长达六年的萧条。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迁延反复，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漫长大萧条时期。事实上，本周美国失业人数已高达340万，是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高的，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这个意义上，保障包括经济金融在内的全球安全最好的办法是国际社会联手抗疫，尽快切断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这既是唯一可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最好的包括防范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安全政策。值得欣慰的是，3月26日召开的以全球抗疫为主题的G20特别峰会为此开了一个好头。
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缘起与发展
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的积累过程超越国界所形成的体系。工业革命使得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成长为发达国家的事实，又为其他后进国家树立了楷模，遵循这一工业化模式实现现代化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定性使得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必然持续扩张，也使世界其余部分不断卷入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普雷维什、伊曼纽尔、阿明、沃勒斯坦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依附性的工业化发展”描述这样的历史进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资本积累为轴心、以西方为中心建构的体系，它不仅体现在以西方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的成套的规则制度体系中，而且也体现在其他后进国家的客观行动逻辑与行为规范上。并因此形成在全球资本积累框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格局，呈现出国际社会以“发达与不发达”为区分的时代特征。但与此同时，这个体系也一直处于演进过程中。
从演进的角度观察，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起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地区因经济利益出现了民族意识，并在17世纪后逐渐建立了“民族、领土、主权”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不仅成为后来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单元，也相应地形成了协调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随着欧洲工业化发展，其对世界的扩张也在不断深化，此种诞生于欧洲的国际秩序也就成为世界性秩序。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工业化是大规模标准化的社会化生产，市场的容量始终是其基本约束条件。当国内市场占领完毕，就需要占领海外市场，当世界市场分割完毕就需要重新分割。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由此应运而生，而作为其衍生的“炮舰政策”就是必要的——“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占领市场”。强国是市场占领者的代名词。换言之，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经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国家竞争就成为这一秩序的底色，“实力原则”就成为这一秩序的基本规则。“国家崛起”和“霸权转移”的世界秩序观由此形成。
在这一秩序观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隶属关系就成为天经地义的秩序安排。从这一秩序观出发，一百年前的“中国问题”被视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中殖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民族革命以及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被视为冲破这一体系的努力。21世纪冷战结束前，无论西方传统意识形态还是前苏联的世界革命论，都是依此来看待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其区别仅在于西方传统意识形态从捍卫这一体系的角度反对这一努力，而前苏联则是从最薄弱环节打破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赞赏民族解放运动，但与此同时这一运动也仅被认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的现实折射。
民族国家竞争的极端化就是战争，战争是这一秩序内在逻辑的自然外化，反过来又强化了对这一逻辑的认可。于是，在世界市场瓜分完毕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紧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是发达国家的矛盾冲突，却蔓延到了不发达国家，成为人类的灾难。它表明此种以“民族国家+实力原则”的竞争路径不仅不可持续，也不能持续。无论持何种主张，何种意识形态，各国普遍意识到世界秩序必须发生改变，需要建立可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取代无序的实力竞争。将发展中国家以平等的身份纳入秩序之中，成为必然的选择。代表这一共识的就是“雅尔塔协定”。
二战结束后，作为“雅尔塔共识”内在逻辑的外化，形成当代多边国际治理的新框架。它有两个区别于以往国际治理的新特点：一是尊重民族自决权，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至少名义上平等地纳入全球治理体系，而不再依附于宗主国，传统殖民体系因此崩溃。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使其有了选择发展经济社会道路的权利。二是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中的单边强权或双边默契型的治理方式，建立了多边协商的国际规则治理，体现为各领域的规则制度日益细化，相应地产生了各种国际组织以解释、监督、仲裁规则的执行。概括来看，二战后全球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治理框架主要有三个支柱：
第一，联合国，主要负责国际政治秩序协调。其基本原则是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各国享有同等投票权；重大国际政治、军事问题需要在联合国表决，联合国安理会依据大国一致原则协调冲突。
第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随后的WTO，主要负责国际经济秩序协调。如前所述，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为瓜分或重新瓜分世界市场会导致战争。为克服这一旧有逻辑，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就是必需的。起初，这一诉求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上，减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就成为自由贸易秩序安排的重点。后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不仅需要贸易自由化，而且需要投资自由化，即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自由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因此演变为WTO。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协调。在这一体系中，美元是国际货币，是一种假美国主权货币为手段的国际公共产品。由此也就产生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秩序安排。
二战后建立的新的以“中心”和“外围”为特点的国际秩序，虽然是美国主导的，但与欧洲中心时代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秩序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最明显的反差就是一战到二战只有20年短暂不稳定的和平，但是二战后迄今，持续70多年，没有再出现全球性的战争。更重要的是，旧殖民体系的瓦解，稳定的国际环境使全球资本的流动有了长期预期，更多的资本开始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走上工业化道路，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伴随着这一进程，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区”不仅经济在成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社会也在发展，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都有极大的改善。由此，世界再未出现持续的全球性饥荒和烈性传染病，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区”也享受了和平和发展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按规则进行的多边全球治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它构成了今日在去全球化逆风面前捍卫全球化的理由。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
借助于战后建立的按规则进行多边治理的国际新秩序，世界经济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并且这一进程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格外的加速。当下的世界经济已不再是从前“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彼此并无紧密联系而仅靠口袋束缚，而已经是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相互依赖的整体。
从经济学上理解这一全球化，它有三个含义：
第一，冷战结束以后，两个阵营的对立不复存在，体现在经济体制上是各国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一致性极大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提高了可贸易程度，并促进了全球性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带来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据统计，在金融危机前的2002~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比前十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加入WTO，东亚地区在过去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又比前十年增长速度提高了一个百分点。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更体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上，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一倍以上，而国际金融的增长速度又远快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尤其国际金融的快速发展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这也是金融危机能在各国传染，在全球肆虐的原因。
第二，投资贸易自由化，不仅是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的自由化。在生产要素中，土地因自然属性不能跨国流动，而劳动力因制度原因也难以跨国流动，只有资本相对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于是，资本就成为最活跃的要素，沿着利润最大化方向在全球寻找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由此出现了全球生产力的配置和产业布局。一个产业不再遵循传统的国际分工并拘泥于一国之内，而是横向存在于世界各国，每个国家都只构成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沿海“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原料在外，市场在外，仅加工环节在中国境内。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其微观基础就是全球产业链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供应链。
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仅出现在实业和金融形态上，而且也出现于管理与制度形态上。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使附着于其上的服务外包开始兴起，全球标准统一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全球发展的基础。全球统一的标准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及形态，专注于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扁平化管理应运而生。中间品贸易在全球的延伸几乎使所有企业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条上，成为跨国企业，并因此对全球政治社会动向、金融风险乃至气候变化等因素高度敏感。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这一令人瞠目的进展，反映在国际格局上是形成了三个相互区别但又相互依赖的板块：
首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板块，将其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之中。这一板块内的国家以充沛并且低廉的劳动力与全球资本这一要素相结合，成为以加工制造为特征的“世界工厂”，中国是其中之最。它们在为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从而为全球化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体现为巨额的贸易顺差，中国又是其中之最。
其次，以俄罗斯、巴西、南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能源原料出口国板块，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纳入全球化之中。在以物质资源支持全球化的同时，因全球经济发展，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这些国家出口大增并且价格上升，从而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累积了巨额贸易顺差。
第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板块，将其最具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纳入全球化之中。西方在改善全球技术获得条件，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为全球化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这不仅反映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业利润巨增上，而且也表现为因融资成本的降低以及金融服务的便利化，促使发达国家居民更容易负债消费，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之所以说这三个板块相互区别，不仅是指它们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形成了不同的产业优势，更重要的是指世界形成两大中心：传统的“外围区”因产业尤其制造业的发展变成了生产中心，而传统“中心区”成为消费中心。“中心”与“外围”的性质由此改变，过去“外围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长期逆差转变为长期顺差，而原来的“中心区”该项目却呈现为长期逆差。世界经济出现了以此为标准的所谓“失衡”。表面上这一失衡是国际间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本质上却是储蓄的失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储蓄率低，投资乏力；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因储蓄率高而投资强劲。从这个意义上讲，储蓄失衡才是标志。“外围区”长期投资所形成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能力，已改变了依附于“中心区”发展的传统模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动变量。
之所以说这三个板块相互依赖，是因为国际收支是镜像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与发达国家该项目逆差相对应，而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金融科目的逆差与发达国家该科目顺差相对应。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又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返流回发达国家。商品与资金的逆向流动完成了三个板块之间的经济循环，发达国家的储蓄不足也因这一循环而得到弥补，世界经济失衡因此得到调整，经济全球化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实现持续和发展的。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维系了三个板块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是当今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内在缺陷开始暴露，并日益成为损害治理有效性的障碍。这集中体现为单向性和不包容性这两个方面。
所谓单向性，是指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预设了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截至目前，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化，其成功经验便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指南，并被国际社会规范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国际治理的准则，进而上升为国际文化共识，呈现为“言必称希腊”式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的单向性。
不包容性是由上述单向性所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偏离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例如使用国家力量来干预工业化进程，不仅自己会内心不安，犹豫不决，整个国际社会也会认为这是离经叛道，并试图借助劝导、制裁等手段施加压力，促使其“改邪归正”。换言之，现行的国际治理规则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包容其他可能性。
在战后初期南北差距显著的情况下，单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尚不引人注意。但随着南北差距的缩小，这两个问题日益明显，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其变得不可忍受了。
区别于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危机肇始于美国，全球资金循环链条的断裂是其表现，究其根源却在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美元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成员国的国际收支顺逆差因之表现为对美元的顺逆差，对美元收支的规则和纪律以及美元作为国际流动性的补充就成为该体系的中心问题。理论上，由于美联储掌握着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是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发生危机的只可能是美元收受国。换言之，在美联储向全球提供既定流动性的条件下，如果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或危机，只能责怪自己的失误，并因此承担调整国际收支的主要责任。因此，美元收受国作为调整主体，必须通过紧缩财政、汇率贬值、扩大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恢复或扩大美元的获得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国际社会——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必要救助。国际收支调节的单向性，是这一货币体系天然的预设前提。美国所说的“我的货币，你的问题”，是这一单向性最恰当的描述。
但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元的国际流动性不存在问题的幻觉。起源于美国的以快速去杠杆为标志的各类资产负债表的衰退，造成了美元流动性的严重困难，全球出现了“美元荒”。各国的国际收支相继受到严重影响，并传染到其国内的本币资产负债表上，美国的金融危机由此变成全球性的灾难。由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架构中，不含有国际流动性补充国调节国际收支的义务和机制，面对这种全新的局面，以国际金融稳定为宗旨，专司国际收支顺逆差调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全球美元流动性不足而出现调节手段的短缺，陷入瘫痪状态。
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下演进逻辑。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是建立在二战后客观存在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的前提，也是治理的对象。世界经济体系是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既定格局，也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格局。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国家。就GDP而言，目前两者平分秋色，各占一半。南北差距的缩小，使原有的“中心”“外围”的格局及其含义发生了变化，并特别凸现于全球经济失衡上，结果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理论上，这一演进逻辑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内在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南北差距的缩小又扬弃着这一体系，促使其向更高层次演化。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走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
因此，改革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不绝于耳，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的代表性，以克服单向性；只能是允许实现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的存在，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权，以提高包容性。“外围区”正以全新的姿态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坚力量，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演进因之进入新阶段。
“一带一路”作为世界经济治理理念的意义及实现方式
当国际治理体系演进走向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任凭风吹雨打，不思改进，抱残守缺，甚至倒退；另一种是正视缺陷，迎接挑战，砥砺前行，锐意改革。这两种态度分别为“中心区”和“外围区”持有，而目前中美贸易冲突是这两种态度的典型代表。认知决定态度，态度的背后是一个崛起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对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理解的差异。
曾经领导建立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美国，已成为守成的一方，认为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任何改进，虽有益于世界，却可能不利于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美国政府退出了TPP，甚至扬言连当年美国领导创建的WTO与联合国也可以考虑退出。相比之下，后来加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持续增长，已成为崛起的一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趋势，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尽管是历史的进步，但仍应与时俱进，纠正缺陷，改革弊端，使之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中国政府因此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这既是一种国际治理体系的原则，也代表了东方哲学对当代世界的理解。
所谓“共商”正是基于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对世界的处理方式。既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关系是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的底色，那么处理关系的最佳态度是“和为贵”——因为唯有如此成本才最低。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谈判协商，寻找并扩大利益共同点，管理并缩小分歧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妥协将有可能实现共赢。“共商”的实质体现了经济学博弈分析中“竞争合作”是最佳博弈策略的原理。显然，它与西方国际治理理念非黑即白、一味竞争的原则有着明显的差异。
所谓“共建”也是中国经验的总结。长期以来，尤其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是落后的根源”，而“发展是硬道理”。做大蛋糕尽管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展经济，是“共建”的核心。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问题处理的思考方式。而这一思考方式已为国际社会所接受。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发展问题置于世界问题的中心。
所谓“共享”，既是中国五千年来“天下观”的体现，也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反映。蛋糕做大不是目的，而“共享”才是真谛。“世界大同”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现代表述。
正是由于其“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反映了人类的普遍追求，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诉求，提供了基于中国经验的可行建议，“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响应。鉴于这一倡议更具包容性，从而能改善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单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2017年联合国第七十一届大会将其纳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成为世界经济治理的新理念。这预示着东方对世界的理解进入全球视野，正在修正西方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观。
值得注意的是，“共商”“共建”，尤其“共享”理念的提出，就当下的逆经济全球化的逆风而言，极具针对性。
此一轮“逆经济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逆经济全球化思潮的土壤，构成逆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动力机制。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体现为世界各国生产要素趋于越来越自由地跨国跨境流动。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有通过工业化的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报酬，吸引传统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就业。而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与当地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促进了低成本制造业的发展繁荣，也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报酬。
其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素质较高，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高端制造业在内的产业纷纷向中国转移。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全世界投资的“世界工厂”。但是，在中国的工资水平缓慢上涨的同时，制造业的竞争确实使美国蓝领工人工资水平常年停滞，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制造业不断转移海外，美国先前制造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失业率也在上升，蓝领工人的收入不仅相对而且绝对下降，形成了所谓的“锈带”现象。与此同时，借助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将其金融业及相关服务业的竞争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不仅使这些行业利润大幅提高，而且从业人员收入水平也在持续上涨。
正如对全球市场最敏感的人士乔治·索罗斯早在2002年就指出的，“全球化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流动仍受到很大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而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离不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的对象却是能离开的”。美国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在产业比重和收入比重上的一降一升，再加上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华尔街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的对立，以及美国社会的撕裂。“占领华尔街”运动随之出现，并演变为全球性的风潮。
英国脱欧，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正是这一动力机制的产物，也表明逆经济全球化正从一种思潮变成建制化的安排。这一安排的焦点问题，正是就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收入分配。事实上，美国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命题的主要政策可归结为三项：一是反移民，通过设立隔离墙等措施阻止移民分食美国的就业机会；二是贸易保护，通过加征关税等措施防止美国就业机会继续流向海外；三是再工业化，通过减税等措施吸引外资——首先是美国资本——回流，建立产业以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政策的出台，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就业与收入分配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性。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就业与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不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就不能遏制逆经济全球化的逆风。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必须面对这一问题，这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国际社会在讨论中国崛起问题时，眼光一般聚焦于过去40年中国以接近两位数的年均GDP 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则是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中国现行贫困线标准是以2011年2300元人民币不变价为基准的，按这一不变价计价计算，2016年后贫困线现价标准是3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前段时间联合国公布的人均一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但仍低于联合国目前规定的人均一天1.9美元的标准）。即使按中国现行的贫困线标准计算，40年前，中国人口的97.5%的人均年收入是达不到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的收入状况大幅改善。2018年，低于现行贫困线标准的人口只有3000余万。如果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9700美元，按人均GDP的90%是人均收入的统计规律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已接近9000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1/5的国度脱离绝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广阔市场。
事实上，这可以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得到佐证。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提出“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上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而以农民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又快于GDP增长。若未来两年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6.3%左右，并且居民收入增长仍与之保持同步的话，两个翻番的目标是可以完成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进口也在增长，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超过10%，下降到2018年的0.4%。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第一大贸易体，是众多国家的出口目的地。可见，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中国是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长，揭示了“一带一路”对经济全球化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所谓“共享”，首先就是将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开放为世界共享。这样不仅可以遏制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可以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内需扩大的快车，实现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标。所谓“共建”，既是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建设包括软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发展条件，也是在中国最落后和最贫困西部地区架起一条对外开放的桥梁，使其与其他国家一道，融入全球化，加快发展，共同提高收入水平。而“共享”“共建”自然会导致“共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尊重民生并惠及民生的前提下，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正是由于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内需市场的扩大，2018年中国零售商品总额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贸易之争，由一般理解的市场之争，实质上开始转变为世界消费中心的转移。这预示着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中国市场的持续扩大并与世界共享，中美贸易之争不再是零和博弈，世界经济治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