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文化，对中国青年影响有多大？

摘要：以互联网为载体兴起的网红文化，近年来依托自媒体平台，实现迅猛发展并产生了多种形态。网红文化全面进入青年生活，迎合青年心理，对青年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引导青年群体正确辨识网红文化，树立正确价值观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在研究网红文化发展形态及其所造成的价值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超越路径。

当前互联网技术迭代发展，日益全方位地渗透社会生活。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8.54亿，10~39岁的网民群体占网民整体的65.1%，其中20~29岁网民群体占比最高，达24.6%[1]。许多依托互联网产生的群体及其所体现的文化获得了不断生长的机会。截至2018年4月，中国网红粉丝总人数达到5.88亿人，其中38岁以下网民占比达到92.4%[2]。

由形形色色的网红人物、网红产品、网红行为及其衍生品汇聚而成的网红文化充斥着青年的现实生活，占据了青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造就了一场场网络的狂欢盛宴。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青年不仅追捧、效仿，甚至将其看作是滋生和繁衍“成功”的现实机遇和丰厚土壤，改变着受众的思维方式、行为取向、价值观念，成为青年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原材料。

网红文化的繁盛不息造就了青年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历史变迁，也成为价值遮蔽与价值失范的诱因。习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3]”。培育时代新人，深彻研究互联网时代网红文化给青年带来的价值困境及其路径超越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奇观异景：网红文化的全面观照

网红文化本质上是媒体变革式发展之后出现的产物。美国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媒体奇观”理论，把那些因为当代媒体自身的内爆和热炒而导致的形形色色令人目眩神迷的超级景观称为媒体奇观，并且进一步解释了“媒体奇观”的含义。他认为，能够很好地体现当代社会传统价值观、为人们适应现代生活方式提供指导作用、用戏剧化的形式展现和解释社会冲突的传媒文化现象，才能称为媒体奇观，例如体育比赛、新闻事件、政治事件及突发事件等。然而在多媒体文化的影响下，“奇观现象变得更具诱惑力，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娱乐、信息和消费浑然一体的新的符号世界”[4]。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视觉化、奇观化呈现，一方面形成了热度不减的话题使得青年疯狂追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青年自身思辨能力的减退甚至丧失。对奇观异景的网红文化全面观照，需要从研究现状、内涵特征及其精神实质等维度进行梳理探析。

1. 网红文化的相关研究概述

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所言，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历史合理性。当置身于网络化媒介盛行的时代，人们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围观网络文化景观、消费网络文化产品。当前学界从多个学科视角对网红文化进行了探讨。基于综合视角，认为网红是视像时代、粉丝时代、自媒体时代、狂欢时代、话语时代、商业时代合力造就和共生衍创的产物[5]。

网红文化是一种颇具争议的传媒文化现象、社会心理现象，自诞生伊始便经历着众多纷争与辩驳，蕴含着多重研究意义与价值。基于新闻传播学的“狂欢”理论，网红文化的出现为观看者构建了一个冲破现实约束、尽情释放自我、激发互动共鸣的狂欢王国。在这个“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中，“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6]。

网红借用最“快”、最“火”的传播媒介，充分掌握迎合网民需求，快速进行反常式文化生产；网民在这一浸入式体验中获取代入感与自我满足并将网络信息产品进行散播，加速了大众狂欢的展演频率，助推了全民狂欢的浩大声势。网红文化产生和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群体心理，卡茨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书中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是有特定“需求”的人，这类需求是特定社会和心理起源的反映；他们接触媒介的活动是基于特定需求使用媒介，从而使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7]。

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网络红人作为网红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作为网络舞台的表演者，在定制魅力人格、生产个性化产品、带动消费热潮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情感释放心理、自我表现心理以及攫取名利心理的满足。与此同时，这一“不分等级、全民参与、自由度高、快乐至上的狂欢化浪潮”完美契合了观看者的猎奇窥私心理、情绪宣泄心理、渴望逆袭心理以及盲目从众心理，进而提高了网络红人的社会关注度，加速了网红文化的时代性嬗变[8]。

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角而言，在体量庞大的受众群体当中，青年群体广泛参与、积极发声，扮演着最为活跃的主力军角色。因此，网红文化与青年价值观培育问题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学者大多认为网红文化对于青年价值观培育是契机，也是危机。其正向效应主要体现在宽松的网络文化环境利于青年价值观的真实表达，网络红人的草根特性为青年群体提供价值憧憬，网红文化的倒逼加速社会青年化进程等；其负向效应则体现在部分网红文化扭曲审美价值观威胁生命健康，冲击伦理价值观模糊道德标准，腐蚀经济价值观触碰法律红线等。鉴于以上多维视角，引导网红文化正向发展成为新媒体时代青年价值观培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2. 网红文化的现状：多元共生与迭代发展

网红作为一种网络现象，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就已存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众获得了充分实现自身文化权益的土壤，在这种相对开放、扁平化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各类文化产品，实现了多元化形态汇集。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网红经历了“文字”“图文”“短视频”等不同的发展呈现阶段，产生了“人”“物”“行为”“城市”等多种文化形态与内涵。

总体来说，从网红文化依托的载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是网络红“人”。从最早依靠网络图片火爆一时的“芙蓉姐姐”，到凭借拍摄短视频迅速蹿红的“papi酱”，再到从造星机器，包括直播平台（斗鱼直播、花椒直播、熊猫直播），短视频APP（抖音、火山小视频、快手、淘宝直播）等走出来的“冯提莫”“大胃王密子君”“李子柒”“李佳琦”“薇娅”……以人为指向的网红依然是最广泛的，对青年造成的影响也是最深刻的。截至2019年6月，短视频用户已占网民总体的75.8%，网络直播用户占网民总体的50.7%[9]。在短视频与直播等形式所构建的广阔市场中，网红大致以颜值类、电竞类、专业知识类和搞笑类四类形式存在，他们致力于成为“社交媒体影响者”，满足人们个性化选择和娱乐的需求，拥有了影响他人、改变他人的可能。

其次是网络红“物”。即被打造成网红的各种物品，是一种流量变现的经济产物。它们或是由积攒了大量粉丝的网红，通过“带货”掀起的潮流，让广大网友争相购买以获得网红同款；或是由电商有预谋的定向营销，在网络上炒作出来的产品。不论是上述哪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将网红转换为实实在在的购买力，满足人们自我表达和价值追求的需要。

第三是网红“行为”。网红行为是前两者的衍生物，是与网红的“人”和“物”产生更多元化关系的产物。受众对于网红不仅限于模仿和购买产品，而是更丰富的表达形式，如去某些红人去过的地方进行“打卡”，更为夸张的甚至是全面复刻自己喜欢的网红的穿衣风格与生活方式。

此外，近年来以建筑景观、文化民俗等为特色，打造出来的一系列网红“城市”，通过“眼球效应”汇聚关注，获得了网民的打卡追捧，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深度影响了政府决策与发展导向。因此，不管是网红“人”、网红“物”，还是网红“行为”、网红“城市”都是互联网时代下多元化的产物，其背后的产业关联更是多样。这种产业关联，是媒体、商家、网民等主体汇聚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共生，它催生了经济与技术、商业与文化、现实与梦想的耦合，形成了一种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的文化价值表达。

3. 网红文化的特征：趋利、同质与良莠混杂

网红文化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其逐渐发展成长为标识时代的独特文化现象，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研究这一问题所必须尊重的事实。但由于其利益驱动的天然属性以及发展的独特机制，趋利、同质与良莠混杂成为网红文化的鲜明特征。

首先，从网红文化的趋利特性来看，网红文化具有极强的吸金及导向消费能力，网红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产业、一种文化，其背后的动因是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在这种经济利益的撬动下，网红行为与经济活动产生了广泛集合，是一种典型的互联网文化消费活动现象。网红一旦在网络获得关注，拥有越来越多的粉丝，那就意味着网络主体获得了流量，也就是资本。这种情况下，一类网红在电商平台“带货”，通过分享自身专业的知识和实际的体验，致力于将粉丝关注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买行为。另一类网红通过短视频平台或直播平台，以颜值、才艺等吸引大量粉丝流量及关注打赏，从而获得收入。

事实上，粉丝极易产生审美疲劳，单纯依靠粉丝打赏是非常考验网红的能力，需要网红不断进行创新来达到“吸粉”“固粉”的目的。总之，网红致力于将人格魅力进行资本化，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网红文化更新、扩散、流行、过气“快”的特点，网红们的创作往往缺乏深度与沉淀，并且由于跟风争相模仿，使得同质化严重，进一步造成了审美品位的低下。因此，网红文化深受“求异”与“趋同”这一对矛盾的困扰，但其背后的根源都是受逐利的驱动。

其次，从网红文化的良莠混杂的特性来看，由于网红创作的路径一部分属于“审美”式创作，这类网红文化不但渗透到了生活的吃穿住用行等各个方面，并且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的创作深度契合了公众不断变化的情感需求，天然的“草根”情结拉近了其与普通受众的距离，与高不可攀的明星经济产生了鲜明对比，从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而另一部分属于“审丑”式创作，部分网红为了“刷存在感”，迎合粉丝的恶趣味，吸引流量变现，进行出格、出位，甚至出丑式的无底线炒作，形成了过分媚俗、庸俗的表达，造成了社会审美的负向效应，对公序良俗造成破坏，必然会对青年价值观产生恶劣影响。

4. 网红文化的透视：娱乐至上与虚无主义

网红文化产生于社会机制的复杂变迁过程中，这种变迁是由社会发展、分工和泛娱乐化的不断演进而逐步形成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革新，在基础条件上为受众和网红双方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平台。网红文化在泛技术化潮流与泛娱乐化潮流的推动下，迅速在大众文化发展进程中高歌猛进。打赏作为商业利润的刺激作用，更是将网红行为推向疯狂高峰[10]。

透视网红文化的精神实质，娱乐至上与虚无主义是其典型表现。一方面，娱乐至上是指在当前网络所构造的精神世界中，原有的大众文化被娱乐所侵占，娱乐的侵蚀性、所覆盖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正如西方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说：“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1]。

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青年在对于有意义和无意义的选择中很容易选择无意义的娱乐化。以2018年微博数据为例，文娱领域占据网红所在领域的主导位置，泛娱乐类内容总占比达到29.7%[12]。

娱乐化及其衍生品必然会给青年的成长与成才带来干扰，给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带来阻碍。另一方面，网红文化凸显出虚无主义特征。虚无主义最主要的就是对于人生意义的否定，认为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目的以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质价值。

在文化层面，虚无主义进一步将人的精神物欲化、个体化，否定情怀、信仰、奉献等先进价值理念，使文化朝着资本化、享乐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与主流文化产生背离。从互联网蓬勃发展以来网红文化发展的样态来看，它是一种从大众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亚文化，尽管从表面上看代表着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但究其本质其背后确实体现着“去主流化”“去价值化”的思潮。

随着娱乐化、商业化的趋势的不断增强，网红文化服务于利润的意图更加明显。受流量至上、资本至上的驱动，为了博得大众的眼球，网红不惜以感官的刺激、碎片虚假的内容、夸张低俗的表达使人们在碎片化生活里产生更为松弛的精神状态，这往往使得爱国主义的情怀被嘲笑，劳动奋斗的理念被排挤，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被掩盖，由此而带来的渗透性与危害性不容小觑。

二、价值困境：青年价值观的震荡与冲突

网红文化在其形成之初并没有明确的褒贬色彩，但随着新媒体的变革式发展，网红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毫发毕现。尽管网红文化不具备辐射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但是作为一个个传播节点，网红在或大或小的粉丝社群中发挥着价值影响力，改变和型塑着社会文化的格局，对网络文化和社会群体造成了严重影响，尤其是给青年群体带来了很大的震荡，导致其在价值选择、消费方式、文化认同等各个方面都与主流的社会价值产生了深刻冲突。

1. 表象与现实的错位：价值选择偏差

从现实情况来看，网红在网络世界的表象往往与现实境遇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大部分网红成名都是依赖于背后团队的策划与炒作，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签约专业机构，将网红作为一种职业。在网络世界中，职业化的网红们或者大肆展示所谓上流生活，毫无底线将炫富拜金、网络暴力、整容色情等作为展示的手段，或者不遗余力地“展示”自身经过美化加工过的成功经历、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社交方式等，而这些内容的本身都与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着千差万别。在网红们不遗余力的鼓噪下，宣扬了一条条通往所谓“成功”的捷径，使得青年将“走红”与“成功”等同起来，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认为不通过踏实的奋斗也能“一夜成名”“名利双收”，陷入迷思幻想中不可自拔。

有些网红为了引起他人注意，往往宣扬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处处标榜自身，奉行“精致的利己主义”，导致不良社会心态长期弥漫，被部分青年奉为主流价值观。在表象与现实交织而形成的巨大价值鸿沟中，青年往往无法辨别真实情况，产生了价值选择偏差的客观事实，抛弃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规范和约束，从而进一步造成了青年价值观功利化、虚荣化、去信仰化的现实表征。

2. 物质与精神的合流：消费理念倒置

从当前网红发展形态来看，以网红经济为导向的4.0时代格局已经形成。研究报告显示，当前网红变现方式逐步多元化，涵盖电商、广告、直播打赏、付费服务以及演艺代言培训等[13]。在此格局下，时尚博主、美妆达人和电商网红等网红群体发展势头更为迅猛，他们以吸引和动员粉丝消费为主要目的，构造了以分享、互动、信任和社群为基础的网红经济模式。

数据显示，2019年，19~35岁区间用户占据了移动购物总体用户的67.4%，尤其是90后、00后用户越来越看重商品以外的附加值，即商品背后的人格属性、购物过程中的娱乐性和互动性[14]。这种模式从表面上看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通过强化网红的人设，在社交平台增强与粉丝的互动，提升信任感和贴合性，实质则是以物为载体，通过传递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粉丝，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合流。他们将产品描述为“生活美学”，宣扬日常的衣食住行都必须具有美感与美学素养，彰显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追求有品质的生活态度。

很多青年将网红推荐的产品或服务视为珍宝、奉为圭臬，在购买惯性行为的影响下，是否有益于生活、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是否在自己的购买能力范围之内等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造成的结果是青年在购物、消费的过程中更加冲动、追求流行，更加容易透支消费。借助物质来满足精神需求的行为，不仅使青年的生活退化，更侵蚀他们的理想追求，使得及时行乐、一夜暴富等心态不断涌现，导致本该努力成为时代新人的青年不再通过坚定理想、历练本领、担当作为，使自身的人生更有意义，而是寄托于物质追求、消费至上、享乐主义。最终结果就是精神追求日益虚无，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理想追求都不断淡化，与主流价值观日渐疏远。

3. 解构与重构的交织：文化认同危机

网红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兴起的时间尚短，没有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鉴别，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又往往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其质量良莠不齐，其快速、同质化、混杂式的特征造成信息传播的汪洋大海。在其野蛮生长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主流文化被逐渐解构。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它以汹涌的信息浪潮为载体，进入和挤占着青年的思想活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构着人类长期形成的理性批判思维，助长了诸多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另一方面，其背后凸显的娱乐至上、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等消极观念正在重构为人们新的思维与认知，使主流文化逐渐退让，导致了青年的文化认同危机。在当前的传播格局之下，青年成为传播的一个个节点，形成了非线性的网状辐射格局，主流价值影响力、引领力逐渐被削弱，杂糅的网红价值观、各类思潮充斥在青年成长的空间之中。由于青年的自我意识较为强烈，往往以强调“自我”为核心识读信息，导致许多青年无法被主流文化所吸引，或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因此，青年往往因情绪传播、个体认知、社会化传播的影响，产生了缺乏倾听、认识偏颇、观点偏激的形态。长期在这种网红文化的影响下成长，极易使青年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对社会主流文化的理解产生偏差，必然弱化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产生文化认同危机。因此，面向青年，引导青年，给青年提供风清气正的文化环境，向他们传播有思想深度、有文化内涵的网络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入青年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是我们亟待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路径超越：多方协同下的合力共谋

社会本身是一个复杂结构，加之网络环境纷繁复杂，给缺乏社会经验、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年带来价值选择的困惑，很容易造成价值选择的错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时期又是“拔节孕穗期”，是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最需要精心的引导和栽培，因此，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是十分重要的。要“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15]。

从成长过程而言，青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学校教育对其价值观的构建影响深远，而学校教育与社会、家庭教育的配合也极为关键。因此，在青年价值观教育过程中，亟须构建起协同机制，对各教育要素相互之间作用、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和导引，并进一步有效把握其运行规律与变化特征[16]。因此，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依循，构建起协同育人、同频共振的育人体系，努力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1. 舆情监管与日常渗透协同，实现单一管控到多元互通的有效转变

首先，探索科学合理的网络治理模式。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因此，需要形成网络环境治理的合力，使网络治理向理性、可控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网红及其行为的预警机制、评价机制和处理机制建设，坚决制止网红的不良言论、不良行为和不良导向，进一步净化青年的网络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不断增强和发挥媒体的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增强其感染性与亲和力，吸引更多的青年关注，实现网络治理由“堵”到“疏”的格局转变。

其次，实现日常渗透的科学化。在引领青年价值观的过程中，教育者需要通过视域交融、科学研判，贴近青年的思想实际，关注青年的所需、所想和所求，优化传播议题框架设置，贴近受众的心理体验，将现实问题虚拟表达，为青年价值观培育提供切实、可感的社会事实，进而提升舆论层次，融入教育意义。

具体来说，教育者需要更为广泛、有效地利用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将学生关注的热点事件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及时推送，让学生感受到教育者的温度与情怀，实现“量体裁衣”式的信息传播和文化融入。

2. 网红甄选与榜样示范协同，实现文化影响与价值引领的契合同行

首先，需要辩证地看待和利用网红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从现实情况而言，网红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处于首端，往往决定着流量、内容、导向以及受众的接受反应，其所产生的“正能量”和“负能量”同时存在，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甄选机制。在良莠不齐的网红文化生态中确立价值标准，甄选出具有“正能量”网红，并对其发展进行合理引导，对其生产创作进行指导，对其优秀作品进行宣传。

例如，着力推广始终坚守正确价值观，为实现目标而不断奋斗的励志网红；催生一批为党、为国而矢志不渝奋斗的科学家、大国工匠网红；发掘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普通人”网红等，从而有效减少和消除其他“负能量”网红的负面影响。

其次，充分利用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青年往往处在价值观养成阶段，极易受到新鲜事物的影响。而榜样示范是常用的教育方式，又是与时俱进的有效方式。网红文化视域下，将具备“正能量”的网红作为青年的榜样，有效发挥“正能量”网红的作用，既可以确保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始终有人能够举旗亮剑，坚持价值标准，又能以榜样的力量有效激发青年的生活激情和创造才能。

最后，从具体的实施策略来看，要有效发挥“正能量”网红的传播纽带功能，从青年的微观生活入手，浸入青年可感知、可参与、可践行的领域，以身边人讲述身边事为载体，以情感激发和价值思辨为重点，让青年在平等、愉悦的文化氛围中激发价值讨论、强化价值追求、促成价值认同，从而更为有效地推进青年价值观培育进程。

3. 文化育人与实践育人协同，实现媒介素养与线下体验的同频共振

首先，要着眼于青年思想道德引领和文化品格塑造。要利用学校文化育人的优势，培养青年的自省素养，引导青年全面了解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和变化。教育者需要具备更为宽广的视野与情怀，讲清楚理论与现实存在的落差，讲清楚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冲突，引导青年正确看待和应对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改变。多维度地帮助青年构建网络文化认知的自我调适机制，形成青年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的理性和正确的评价认知。

其次，要在实践中提升和培育青年的媒介素养。培养青年的媒介素养，实质上是培养其在参与媒体传播过程中所秉持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最终目的是帮助其形成独立思考以及分辨真伪善恶的能力，从而自觉抵制低俗网红文化。事实上，青年的实际想法往往是隐藏、多变且不可感知的，因此，要通过分析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规律，将传播活动延伸到青年的现实生活中，激发青年参与实践，力求实现媒体传播、心态培育与行为举动的有机匹配，最终确证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

具体来说，需要学校切实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重视实践育人，鼓励青年从“线上”走入“线下”，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亲身参与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受教育、长才干，使网络生活与实践生活产生交集，进而在对比、辨析中进一步明确价值选择。

4. 商业平台与主流媒体协同，实现内容传播与方式手段的切实提升

首先，加强商业平台的价值引领功能。顺应时代潮流，在青年最感兴趣的商业网络平台主动作为，努力把主流价值渗透到已经受到青年广泛关注，并产生用户黏性的平台中。从网络传播的经验来看，正面优质内容跟不上，负面有害内容就会滋长蔓延。因此，要积极引导商业平台形成有利于推动优质内容生产的自我激励机制。鼓励商业平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赋予网红文化发展正确的价值导向，不断增强目标受众意识及精准化传播意识。

其次，主流媒体要顺势而为，全面提升自身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处理好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的关系，形成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当前全媒体传播格局下，主流媒体影响力提升至关重要。主流媒体必须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才能确保导向正确、引导有力。主流媒体需要通过优质内容与技术、平台、渠道、需求精准对接，进一步强化主流价值传播。例如，紧紧抓住社会热点问题、网络舆论等容易被青年关注和发酵的相关话题，构建符合青年心理和接受习惯的价值认同场景，以符合受众喜好的方式进行投送，实现精准覆盖，引起青年受众的充分注意与接受，还要注重回应和纾解青年受众的疑虑，使传播形成良性互动，提升青年信息接受的实效性。

最后，主流媒体要在商业平台中切实增强主流价值传导能力。在当前的传播格局中，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抖音号已经集聚了大量关注用户，成为网红级媒体。在此基础上，还要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各级各类主流媒体有计划、有策略地进入商业平台，运营一系列权威性强、受关注度高、互动性强的抖音、微信群、公众号等，实现网络育人载体平台全覆盖。通过话语转换等各种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传导给青年群体，引起受众的充分关注与接受，从而形成通力合作、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整体效应。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协同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7YJA710002)、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705119)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学生事务管理的方法、特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60921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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