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个春节,前深度记者马金瑜嫁到青海遭遇家暴引发的舆论风波,就像一阵沙尘暴,来得快去得也快,已经没什么人讨论了。只留下一地鸡毛,让当事人独自去面对。
不过,这几天还总是想起这事。相对于其他社会热点,这事情对我触动更大。这并不是因为“诗和远方”般的爱情,也不光是因为家暴等家庭问题,而是因为马金瑜的前媒体人身份。我在微信群里跟媒体圈的朋友说,其实马金瑜事件还有另一个指向,即传统媒体人的转型危机。
马金瑜遭遇家暴是一个悲剧,而从媒体人转型角度,她放弃深度调查记者职业,转型做电商失败,欠下百万债务,何尝不是另一个悲剧。后者,同样发人深思。
纸媒从业人员的告别时刻
我注意到,马金瑜在2010年与扎西(谢德成)因采访相识并正式结婚,但直至2014年(也有说是2015年初)才彻底告别媒体生涯,扎根高原进入电商领域。
这差不多和新兴都市类纸媒从风起云涌到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契合。
从有互联网开始,传统媒体转型的问题就被提出(本文侧重谈纸质媒体转型),但这是一个从缓慢转轨到突然加速的过程。手机互联网的发展,微博、微信等社交和信息应用软件的推广,更是让传统媒体尤其是市场化的都市类纸媒进入不可逆转的转型快速通道。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但没有人预料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到来。面对纸媒转型,很多身在其中的传统媒体人都会有类似感慨。
曾经还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就业陷阱。
2014年夏天,有一则新闻曾经上了热搜:那一年高考成绩公布后,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吴呈杰接受媒体采访,当被问到想报考什么专业,他说自己“想当一个新闻人”,结果现场七八个记者听到这句话后都顾不上采访,纷纷吐槽媒体职业,苦口婆心地劝他别报新闻专业。
关于吴呈杰的相关报道截图
“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报新闻。”后来,吴呈杰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据悉,这个学院毕业的学生,平均薪酬远高于其他专业。不过,吴呈杰毕业后还是成了一名记者。
这应该是真实一幕。前些年,但凡有人咨询报考什么专业,我都不建议报新闻专业。我自己亲外甥女瞒着我报了新闻专业,还被我狠狠骂了一通(不过我现在的想法已有所变化,有机会另文专述)。
马金瑜与谢德成相识于纸媒尚属光鲜之际,作为深度调查记者,又是纸媒领域里的翘楚。而当她离开纸媒之时,随着薪酬降低、人才断层等问题暴露,这个行业已经越来越不具有吸引力。
受各种因素影响,深度调查更是几乎“团灭”——时不时有人发问:深度调查记者哪去了?
学者张志安曾在2017年做过一个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调查,发现2011年左右,在国内还能联系到334名调查记者,而到了当时,尚且能称为调查记者的不过175人。
这还是以最为宽松的标准定义的调查记者。按我的观察,实际人数远低于这个数字。
所以,与其说马金瑜是在结婚后选择离开纸媒,不如说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刻。
那些新媒体的弄潮儿
媒体转型,很多人以为是媒介转型,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人的转型。人才聚散,是一个行业兴衰的主要指标。
马金瑜选择离开纸媒的那年,国内一些纸媒相继停刊,不少媒体人纷纷离开这个行业。
2014年6月,吴晓波频道刚创办时的团队合影(魏丹荑供图)
原新华社记者、财经作家吴晓波敏锐地捕捉到新媒体时代的来临。2014年5月初,在创办“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的同时,他宣布停止为所有的报纸专栏撰稿。
在公号文章《骑到新世界的背上》中,吴晓波感慨:
“天变得比想象得快,纸质媒体及传统新闻门户正在迅速地式微,我所依赖的传播平台在塌陷,而新的世界露出了它锋利的牙齿,要么被它吞噬,要么骑到它的背上。”
吴晓波是较早投身新媒体的传统媒体人之一。吴晓波创办公号3个月后,他在东方早报的同事徐俊(吴晓波离开新华社后,于2003年参与创办东方早报,担任浙江分社副社长),也就是在FT中文网开设专栏写“媒体札记”的徐达内,创办了一个内容服务平台——新榜。徐俊也是东方早报的副总编。
而比吴晓波早几个月,另一个出身新华社系统的记者王晓磊,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不过这时候离他下决心离开新华社,还有一年多时间。
东方早报还有一个有名的副总编金仲伟。这一年,他把依托于上海社科院的春秋综合研究院变更注册为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作为大名鼎鼎的“观察者网”的运作实体。
金仲伟于2010年离开东方早报,2012年创办了观察者网。在入职东方早报之前,金仲伟是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站的负责人。东方早报创刊后,他分管经济版面,有段时间也签早报的评论版,是评论部实际上的负责人。他的办公室和评论部不在一个楼层,所以那段时间评论部同事要跑上跑下递版面。
我是2006年离开东方早报的,次年早报评论部搞了一场论坛,邀请了国内诸多作者,我也参加了。那应该是迄今为止我最后一次见到金仲伟,算起来有14年了。
2003年7月7日,东方早报创刊,图为创刊号头版
东方早报创刊时的评论部负责人是叶檀(当时叫叶君,或叶军),这个笔名应该是朱大可帮她起的。我到早报就是她招聘的。在东方早报待了两年多,她就离职了,后来成为国内著名财经作家叶檀。
2014年,叶檀成立了一家公司,也就是目前叶檀财经微信公号的公司主体。只不过,我记得当时她还没有完全进入新媒体领域。
2015年,吴晓波的“总编同学”秦朔,辞去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职务,创办了自媒体“秦朔朋友圈”。第二年,另一个“总编同学”、东方早报总编辑邱兵,带着部分早报同事创办了短视频网站“梨视频”。
那些曾经在纸媒叱咤风云的高手,一时间成为新媒体的弄潮儿。
包括冰川思想库,也是这一轮媒体转型的产物。冰川思想库四个创始人(原来五个),其中三个原来都在东方早报任职过,分别是陈季冰(原东方早报副总编)、任大刚(原东方早报评论部主任)和我。另一个创始人连清川,则在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当过记者、编辑。
稍微梳理便可看到,从2014年开始,不少传统媒体人纷纷转型,或辞职单干,或边干边转型。我举的例子,只是我所知道的其中很少一部分。
这是马金瑜事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背景。
10万消失的纸媒从业人员
那么,这些年来国内有多少从业人员离开纸媒呢?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从2014年开始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为此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一组数据。
2014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提到:
中国大陆新闻单位的采编、广告、发行、经营、新媒体及行政服务等人员总数约有100万名,其中报纸出版单位26.31万人,期刊出版单位约10.91万余人,广电及其他新闻单位从业人员60余万人。
2020年12月21日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又介绍到,2019年全国新闻从业人员逾百万,截至2019年底,报纸从业人员总人数为16.2万人。
不考虑从业人员的进出以及部分人员在单位内转岗等因素,从绝对数量来讲,2014年~2019年这短短5年时间,报纸从业人员足足减少了10万余名。
相对于5年前的总量26.31万人,数量减少10万人,大约相当于5个人走掉了2个,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当然,也要考虑到,上面的统计包括了报社行政服务人员和广告发行人员,因此,在采编一线的人员严格来讲还要少一些。真正从采编一线转型或离开的人数,也会相应减少。
从上述这组数据仍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纸媒转型,包含着许多从业人员的艰难抉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消失在媒体行业的地平线。
马金瑜从一个深度调查记者转型为电商从业人员,以及我上面讲到的案例,只是翻上水面的几朵小浪花。
离开纸媒后,这些曾经的传统媒体从业人员都去了哪里呢?
转战新媒体是其中不少人的选择。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在新媒体领域干出一番名堂的还有不少。比如一条的创始人徐沪生,原来是《外滩画报》总编,兽爷、猛哥、黎贝卡、萝贝贝、高能E蓓子……都是纸媒从业人员出身。
在不同垂类的头部自媒体中,都可以看到传统媒体人的身影。
新媒体平台,比如百家号(百度)、企鹅号(腾讯)等,也有不少人是从纸媒过来的。
新媒体以外,不少纸媒从业人员选择进入互联网公司,成为企业公关人员。阿里、蚂蚁、腾讯、拼多多,这些大厂成为传统媒体从业人员转型的理想目的地。
电商领域我不了解,但我知道的,也有不少媒体人进入这个行业。比如生鲜电商公司本来生活网,就是由原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创办的。
此外,也有媒体人进入教育培训、互联网创业等领域。
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说这么多,是想表达一个观点,虽然转型艰难,但是多数传统媒体人还是在默默前行,不抱怨、不泄气、不妥协。有人依然坚持理想,将才华投入新的战场,有人告别过去,翻开新的篇章。
在这场看似波澜不惊的大转型中,更多传统媒体人选择了直面时代的惊涛骇浪。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金瑜事件发生后,那么多前同事、媒体朋友会选择依然支持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看着曾经写出如花似锦文章的同事,为家庭为生活而坠入绝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伤感的事情呢?
哪怕马金瑜的有些做法并不让人认可,但我看到,很多同行还是选择了谅解、宽容与爱护。我理解他们。
但我更加希望,马金瑜事件能唤起更多人关注纸媒从业人员转型问题,对他们予以更多关注和支持。
进入新媒体是传统媒体人转型的一种路径依赖,可以让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才华有用武之地。都说自媒体内容鱼龙混杂、乱象丛生。实际上,多数传统媒体人做的自媒体,在内容质量和思想水平上都会有所自我要求,不至于随心所欲、胡编乱造。
我所知道的,比如冰川思想库的编校流程与报纸没什么不同,吴晓波频道甚至有专门的校对人员,有的公号还有厚厚的编辑操作手册。鼓励传统媒体人转型进入新媒体领域,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而且也有利于提升新媒体平台的内容品质。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尊严地走进人生新舞台。
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如果不是马金瑜事件,很多人未必了解纸媒从业人员的转型之痛,更不一定知道,这个群体的选择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