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2020年，有一本讲述日本经济发展历程的权威旧著新译重刊，可堪细读之。这本《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系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先生以英文写就，其1993年出版时的原标题为《Japan’s Capitalism: Creative Defeat and Beyond》，此后日文版由岩波书店于1995年9月出版。此时正是日本“泡沫年代”破裂，“失去的20年”开始之时，作者以其权威视角和实务经验，在本书中对日本战后50年的经济发展脉络做了细致而严谨的评述分析。

25年后，于杰先生主持将此书重译再版，恰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告一断落，“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顶层设计新语境之时，一直以近邻经验、制度与路径作为“过河石头”的我们，更需将日本这段经济发展历史重新分析以思考未来路径。

都留重人在美日两国政学界人脉深厚，师承学术巨擎熊彼特，同学中不乏萨缪尔森、特里芬、加尔布雷斯、托宾等著名学者，而其妻子则出身于木户孝允家族，岳父为东京工业大学校长，作者妻子的伯父则是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而在另一层面，作为直接参与日本战后经济重建规划工作的专家，都留重人于1947年出任经济安定本部次官，起草了战后日本第一本《经济白皮书》。后因其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淡出政界，专心学术，一手创建了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并在1970年代出任该校校长。

他曾提出著名的“都留重人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利润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利润由私人资本控制、利润在很大程度上用于积累、经济人具有通过出售商品而实现利润的持续压力。尽管经济政策的转变，例如 1946年“美国就业法案”、银行改革、农产品价格支持以及财政内在稳定器的作用，都限制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四个方面一个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资本主义难以避免经济危机。

1977年2月，正当日本经济以年均超过10%的GDP增速高歌猛进之际，都留重人先生为《大西洋国际学会》撰写了一篇特约论文，以英文发表于巴黎，同年，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全文转载了该文的日译文，此文刊发后引发轰动，于是由《每日新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日译本增加了一个副标题“高速增长诸条件的消失”。

在文中，作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和过程作了一定的分析和说明，指出现在这些条件已经消失，日本经济陷入了“停滞膨胀”的深渊，进入了一个转折关头。1979年，此文的中文单行本亦起名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纳入“日本丛书”，在此供读者辨别。

《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作者：[日]都留重人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译者：李雯雯 / 于杰

出版年：2020-7

“外循环”与高速增长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本土虽然遭受了剧烈的战略轰炸和两颗原子弹的袭击，但在本土其工业体系、经济体系和基础设施并未受到严重的破坏，这给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留下了良好基础。

作者举出了一个数据，以1950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为基数100，日本1973年该项指标已达到1412，相形之下美国和西德分别仅为210与411。到1987年，日本全部地产一年的资本收益已高达416万亿日元，甚至比该年国民生产总值（343万亿日元）还高出逾20%。

与在战争中几乎被打成白地的德国、遭受严重人力损失的苏联和在战后几乎被搬空的中国东北不同，尽管在战后的领土大为缩减，日本自己提供的数字仍说明，至投降时为止，其本土可运转的机器设备比1931年的两倍还要多。

依照都留的看法，日本在1945年所剩余的物质财富约等于1935年的水平。另一方面，尽管战事惨烈，但主战场却在日本本土之外，伤亡250万人之后，日本本土接受了600万被遣返的移民，仅中国遣返回日本的铁路工人就有接近20万，这些人中很多是合格的技术人员，且愿意以极低薪酬进入就业市场。

在日本刚刚投降时，美国当政者誓要对军国主义斩草除根，麦克阿瑟当局制订的日本宪法草案甚至在第28条中直接写道：“土地和一切自然资源的最终产权归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另一条则规定“享有财产所有权必须承担义务”。

尽管经过吉田茂内阁的“殊死抗争”，这一条款并未最终成文，但与之配套的解散财阀、土地改革和劳资关系改革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另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则是通过宪法第9条的和平条款，实质上节约了大量军事资源用于民生建设。

战后初期，盟国驻日占领当局的经济政策目标初始仅为维持日本在“1930-1934年期间的生活水平”，美国对日索赔调查团的“波利报告”，甚至提出要拆除日本机床制造业的一半、所有军事工业、发电厂的一半、所有的铝产能，剥夺日本人的所有海外资产，并将日本境内的大部分贵金属运回美国，但这一激进的建议被美国国内认为是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并且这些设备工厂几乎毫无价值，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的反对意见此时亦可作为参照，最关键的是，在短短数年之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巨大转折。

就都留先生的视角而言，日本的经济复兴道路恰好是因为“铁幕”落下而开始的，约瑟夫·道奇指定的1:360的日元单一汇率方案过度低估了日元，这使得日本在接下来数十年中不断获得贸易顺差，具备了超额盈余的能力。紧接着，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巨大机遇，仅美国在日的战争物资特需采购，总数已超过35.6亿美元。

1952年，日本国际收支中美元收入总额的62%来源于特需采购。1949年至1951这两年间，棉纺业的利润率从 26%涨至156%，日本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5倍。朝鲜战争的另一项后果是美国下定决心要将日本作为反共产主义的前哨基地，杜鲁门主义要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反共堡垒”，先后放宽了赔款、财阀解散计划，又制定了极其宽松的对日单独和约：由于蒋先生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最终日本仅需赔款10.12亿美元，还没有1945年至1951年间美国向日本提供的经济援助一半多。而《日美安保条约》，则彻底把日本固定在了冷战阵营的美国一方。

此后，日本经济开始了奇迹般的20年高增长，在书中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两个章节中，都留先生先后讨论了财阀企业和政府当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角色和行为。在这一阶段中，低估的日元固定汇率使得出口成为日本经济恢复的高速引擎，从缝纫机、钟表和照相机，再到钢铁、汽车、造船和电子设备行业，在1970年代中期其总生产量中出口所占比重均占3成以上，造船业甚至超过88%，商品和劳务的实际出口值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14%以上。

在高增长时期，日本政府不断指定各种经济发展的“指令性计划”，并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行政指导”，中后期则转向通过政策安排对特定产业“做大做强”提供支持并进行隐形补贴；在税收方面，则有各种特别税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出口退税”“设备现代化”等等名目；在利率方面，日本央行通过“窗口指导”进行资金倾斜，对特定产业进行补助。同时亦对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入自由化“不紧不慢”，比如设立“50-50”持股比例政策等等限制。期间政府行为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少正面作用，可能还要留待读者自己思考。

“内循环”与拐点到来

然则，随着1970年代初期布林顿森林解体、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石油危机等系列政经大事的密集发生，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放缓了脚步，对此，都留先生以石油和土地的双重“价格革命”作为切入点，讨论了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后遗症在此期间的体现，特别是当“外循环”受阻时，日本国内政策的转向与应对。当然，由于成书时间的原因，本书中并未对之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增长和负利率环境做出讨论和预测，但亦对环境保护政策、“节能减排”等话题有所涉及。

1971年12月签订的《史密森协定》将日元一次性升值了近17%,随后时任首相，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田中角荣推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计划中提出到2000年要将日本1/5的平原地带划为高速公路区，结果是土地价格应声暴涨，随后石油价格在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间涨了3倍，对“两头在外”的日本经济形成了巨大冲击。而此前，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的通货膨胀水平一直居高不下，都留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结构性爬行通货膨胀”，土地与石油的价格同步大涨，更加重了此种现象。

与此同期，一系列公众环境事件发酵，日本国内环保政策被迫趋严，私人企业的反污染投资占厂房、设备总支出的比重从1965年的3%上升到1975年18.6%，其绝对值增长了近39倍。在本书中，亦在第五章中专门留出一节讨论“唯GNP”思维，这在“绿水青山”即“金山银山”的当下中国，亦不失其参照意义。

今日我们看到的日本工业产品在“节能”方面的出色表现，与1970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关系极大，同时，日本福岛核事故的间接缘由，也来自日本为了降低对外能源依赖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间所进行的大规模核电建设活动，到2011年其电力供应的30%以上来自核电。此后，对资源“卡脖子”的忧虑始终挥之不去，使得日本在混合动力、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成就一直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随着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日本央行为了维持日本出口竞争力而干预日元汇率，同时继续放松银根以维持低利率，结果却是导致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推高了土地价格，到1990年，日本的土地价格涨幅已非常惊人，作者在书中提供的数据显示，1956年至1990年，日本批发物价仅涨至最初的2倍左右，而大城市平均地价却涨至原来的145倍。

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实际上2002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亦经历了城市土地和能源价格的双重革命。但与日本的情况有显著不同的是，这一双重价格革命其收益大部分为政府所获得，反过来投入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技术开发过程当中，这正是本书中所探讨的对策和影响中所重点提及的。

在第七章中，作者讨论了“法人资本主义”，这不能不让人将之与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角色进行对比，而其企业行为也的确颇具类似之处，比如拓展非主业的经营领域、开发房地产、海外直接投资等等。此外，日美贸易摩擦、《日美半导体协定》、日本资本在澳大利亚的角色等等讨论，亦不断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之感。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都留先生亦阐述了他思考终身、我们在本文开篇有所了解的“都留问题”的最终答案，即混合经济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归宿，他同时亦对解除管制、私有化和日本的未来经济外交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角度去看待30年前的展望，自然会发现诸多疏漏，就算学术大家亦不可免，但其诸多洞见，在今日看来仍具备相当的前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