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之困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难再续。2012~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多万人，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2008-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占比，从2009年的42.8%下滑到2016年的35.1%。

近些年，工厂工人加速流向第三产业，如快递、外卖、直播等。2019年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人，外卖员总数突破700万人。2020年大疫之年，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扩张，加剧了劳动力的迁移。

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国制造困境的冰山一角。中国制造的真正挑战是被困在一个庞大的宏观系统之中。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中国制造的系统性困境。

本文逻辑：

一、成本之困与两头挤压

二、创新之困与投资紧缩

三、系统之困与宏观风险

成本之困与两头挤压

与第三产业相比，制造业在工资、工作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偏弱，尤其是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平台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667元，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58元。

新一代工人更易掌握驾驶、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技能，他们更愿意从事相关职业，而不是在工厂工作。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快速提升，2008年这一比例为11.4%，2017年超过20%，2019年达到24.6%。

与上一代工人不同，年轻人渴望在城市生活，而高房价提高了生存成本，给他们构成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们逃离工厂，工厂的雇佣成本上升。这是货币超发的成本传导机制。

劳动人口下降、工人流失以及工人年龄结构老化，导致制造工厂招工难度加大，雇佣成本上升。问题是，制造工厂的薪资提升空间不足。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不少制造工厂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没有人。他们面临同样的窘境：不提高工资招不到人，提高工资没有利润。这单接还是不接？有些订单为了维持客户关系，没利润甚至亏本也硬接下来。

除了工资成本外，制造业正面临原料和运输成本上涨的压力。大疫之年，全球货币超发，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20年中国大宗商品CCPI指数，从4月的113点涨到12月的158点，全年涨幅8.2%。其中矿产类全年涨幅高达44.3%，铜价在2020年下半年累计上涨23.6%。国际原油价格在2020年上半年砸下大坑后快速反弹，2021年3月已恢复到约60美元一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原料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

如今，中国制造面临人工、原料和运输三大成本上升的压力，而制造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消化成本压力。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工信部给出的数据是仅为2.59%。为什么制造企业不能提高终端价格？

我们先看美国的情况。2021年开始，美国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迅猛。3月份，美国CPI为2.6%，剔除食品和能源的影响后，核心CPI同比增长1.6%，而PPI达到4.2%，创2011年以来最大同比涨幅。美国的市场相对平滑，货币洪流冲击之下，从上游大宗价格，到生产价格，再到终端的消费品价格，都全面上涨。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同。中国上游大宗价格和生产价格猛涨，但是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2021年3月中国PPI为4.4%，而CPI只有0.4%。这是为什么？

我们通常说，货币超发，大水漫灌，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如果货币流向被改变，可能出现结构性通胀。比如房地产通胀，制造业通缩，又如上游大宗市场通胀，下游消费市场通缩。终端消费品价格是否上涨（全面通胀），除了货币信用崩盘外，关键看货币是否流向了终端消费市场，即家庭是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美国市场的价格为何全面上涨？美国的家庭消费能力比较强，这场疫情对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打击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同时，美国两届政府都给家庭发放了不少货币。大宗商品和生产价格上涨，美国企业会提高终端价格，以消化成本压力。这就相当于超发的货币，通过成本传导和直接注资两种方式传递到了终端市场，提高消费品价格。目前，宝洁公司、金佰利纸业均宣布，因大宗商品成本上涨，计划在下半年上调产品价格，涨幅均为5%~9%。

是否形成输入型通胀？

美元超发，投资需求和终端消费共同推动全球大宗价格上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中国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价格指数。但是，是否会像美国市场一样上游的价格上涨传递到下游消费品市场？

这要看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中国发行的货币，大量流入房地产、央企、国企及投资领域，而非消费市场和家庭部门。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家庭消费能力偏弱。如果企业提高终端消费品的价格，消费需求下降，销量下降，价格回落。当然，价格弹性小的生活必需品，企业提高价格，销量下滑不明显，这类产品的价格上涨会明显一些。

可口可乐涨价就是最好的例子。日前，可口可乐全球高管表示，未来12~18个月大宗商品环境“具有挑战性”，通胀今年可控，但是2022年是一大挑战，计划提高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可口可乐产品价格。

有趣的是，这一涨价消息在中国冲上热搜，一些网友表示对可口可乐涨价“压力山大”。难道中国人连喝一杯可乐的钱都付不起吗？当然不是，可能是中国消费市场对价格上涨更加敏感。随后，中粮可口可乐不得不对外表示，终端市场的价格不涨，价格调整范围仅限于餐饮渠道的3款易拉罐产品。

这就是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的差异。但是，这不能说中国结构性通胀比美国全面通胀更好。不论通胀发生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经济灾害、财富掠夺和精神鸦片。

我们回到制造业。中国制造的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价格上涨，下游终端消费品价格不涨、微涨或局部涨，那么上升的成本最终由谁来承担？就如可口可乐如果终端不涨价，上涨的成本压力由谁来消化？

PPI上涨和CPI微涨之间形成的剪刀差，剪得就是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的利润。

下游大型企业及品牌企业，如可口可乐、沃尔玛、麦当劳、小米、美的电器等，凭借对终端的控制优势，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将成本上涨的压力压给上游制造商和供应商。要不死死压住采购价，要不微涨采购价，然后延长付款周期。一些大型企业的供应商苦不堪言，加工、配套的利润压得极低，付款周期拉长，货物占款规模庞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工厂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原材料。下游大公司又以未结货款为抵押对上游供应商提供贷款，以支持后者购买原材料，持续为其供货。这样，供应商又增加了利息成本。很多供应商不敢失去大客户，仅以微利维持，然后通过大客户的品牌效应来接小客户的订单获利。

除了制造领域，物流运输也遭遇成本挤压。与制造业相关的大货柜运输成本连年上升。半挂牵引车（拖头）驾驶员严重不足，该工种技术门槛偏高，需持A2驾照上岗，驾照升级平均需要3年半。同时，驾驶拖头货车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偏高，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加入，如今主力军依然是70后，90后占比极低。珠三角拖头货车司机的月工资在1万以上，但依然招工困难。成本上升的代价往往通过超速超载超时驾驶来弥补，这就加剧了司机风险及道路事故。

所以，货币超发与成本上涨，对中国制造构成两头挤压：上游大宗市场通胀，下游消费市场通缩，合力挤压中间制造和物流的利润，上涨的成本无法转嫁，最终打击供给，压缩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

创新之困与投资紧缩

在中国市场，上游成本上涨，下游价格不涨，中间一批制造企业受两头挤压而消失。在美国市场，终端价格上涨，中国出口制造还有一定的价格上涨空间，以转嫁成本。出口制造企业压力稍微小一些。过去一两年，国际出口环境变化，有些出口制造企业试图转向内销。但其实，通胀之下的成本上涨，打击更严重的是内销制造企业。

不过，出口制造企业的价格上涨空间也有限。假如汇率不变，中国出口价格上涨，美国采购商的成本也上涨。中国出口的成本优势被削弱，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美国采购商可能会选择更低廉的国家采购。

当成本优势衰退，中国制造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技术创新。中国制造的技术创新，说了很多年，但是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私人制造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有限。政府和国有企业投入了不少资金在芯片和新能源上，但是这些国产技术的竞争力依然有限。这是为什么？

在中国制造领域，不论哪种产品，如果你拿着一个新产品或新配件找工厂生产。得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这个做不了！”如果你表明来意，第二句话便是：“可以做，但是很贵。”如果你还是不走，最后一句话是：“你要多少量，量大才做。”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中国制造技术创新的第一个难题：规模经济抑制技术改进。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中间环节，很多产品及其配件的设计规格、工艺标准和技术参数，都是由跨国公司决定的。比如，苹果手机推出新的摄像头，设计规格和技术参数定下来后，交给深圳的富士康改进工艺标准，围绕着富士康生存的大规模的配套企业也同步改进工艺。苹果公司凭借强大的全球供应链管理系统来管控这条供应链。

不仅是苹果手机，其它手机厂商也纷纷采用这一技术参数。如此，围绕着这一摄像头的上下游一整套设计规格、工艺标准和技术参数快速建立，然后全球批量化生产，形成规模效应。

所以，在全球化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企业在技术上处于从属、配合及被动的位置。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属于国际品牌和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二是依附于大型外资工厂。中国制造百强镇形成各类大型产业园区，在大型产业园区中，大大小小的私人制造企业围绕着一家或几家大型外资工厂而生存。大型外资工厂给定配件标准及技术参数，私人制造企业负责加工。

如果大型外资工厂不改进配件标准和技术参数，私人制造企业是不会主动改进技术和工艺的。如果你拿着新配件、新产品找到他们生产，他们需要重新开模、选材以及改进工艺。这对他们来说有难度，而且成本不容易控制。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量和付款保障，没有规模效应，报价自然比较高，他们不愿意冒险改进工艺与技术。现实中，很多工业设计的陈旧、落后和粗糙是肉眼可见的。为什么不改进？难度不在设计和工艺，而在制造成本。

如何才能改变？

有人说，根本问题是中国企业不是工艺标准和技术参数的制定者，出路就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想办法控制终端市场和技术标准。

比如，普通自行车的设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摩拜创业时试图改进工业设计。设计改进一点也不难，但是样图出来后，没有供应商愿意给他们代工，报价都在三四千一辆。为什么？如果要生产摩拜自行车，整条产业链的核心工艺及配件标准都要改变。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和付款能力作为保障，自行车制造商改进工艺和技术的风险是很大的。最后没办法，摩拜只能先自己建工厂造自行车，然后带动上下游改进工艺。但是，最后，摩拜单车及共享单车市场没有做起来，自行车的工业设计及工艺标准依旧如初。

这当然是一条重要的路，但是最艰难的路。日本的制造技术是世界顶尖，他们在这条路上也走得艰难，甚至一度节节败退。那怎么办？日本的做法是更加开放、更加聚焦。日本企业融入国际市场，技术上聚焦于一个环节。比如索尼做不好整个条链，就聚焦于光学技术和镜头；松下做不好终端市场，就聚焦于电池制造。

中国应该更加开放，更加聚焦。所谓的鲶鱼效应，引进特斯拉和苹果公司，全面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技术参数和工业水平。苹果公司派技术人员帮助供应商的供应商改进工艺。但是，关键是深耕。技术参数和工艺标准未必是终端企业确定的。比如，特斯拉开始从日本松下采购电池，电池技术的标准是由松下确定的。又如，台积电是一家芯片制造巨头，突破了5纳米制程。苹果等跨国公司纷纷砸来订单，iPhone 12搭载的正是5纳米制程的芯片。苹果订单贡献了台积电2020年25%的营业收入。如今，芯片荒时期，全球巨头看台积电。

这就是制造技术确立的产业标准和竞争地位。“微笑曲线”给中国企业家一个错误的指向，并不是上游才是技术。其实，在整个产业链中，从原材料到加工制造，再到运输、终端，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深耕技术。每一个环节只要建立技术优势，便掌握更多的议价权。比如，前些年很多人去日本抢购智能马桶。但马桶的技术不仅在智能化上，还在陶瓷工艺如喷花、切片上。后者才是日本陶瓷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所在。

中国制造的真正出路不是去制造业化，甚至不完全是品牌化、智能化，而是深耕制造工艺与技术。问题来了，为什么私人制造企业不愿意投入技术研发？为什么国有企业大规模投入而收效甚微？

先说私人制造部门。最近一年，金融监管部门打击经营贷流向房地产。这项监管任务似乎很重，监管成本也很高，但似乎洪水难当。大量以经营贷为名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出现结构性现象：房地产通胀，制造业通缩。

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个人住房贷款历史性地取代制造业贷款，成为四大行贷款的第一投放方向。从2008年到2017年，四大行累积投放信贷规模为252.76万亿，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为68.84万亿，占比27%，制造业贷款49.34万亿，占比为19%。再加上房企贷款，十年内四大行投向房地产的贷款规模总计达87.96万亿，占比34.8%，远超制造业贷款。

房地产市场吸收了大量的信贷，中国私人制造部门则融资难、融资贵。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房价持续高涨，工厂主对制造的投资收益率远不如其太太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如此家庭地位也发生了逆转。这激励很多工厂主选择买房而不投制造业，这促使大量制造业贷款流入房地产。

大疫之年，经营贷利率低于住房按揭贷款。这就形成了套利空间。影子银行帮助客户将住房按揭贷款置换为经营贷，经营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商业银行认抵押不认流向，自然倾向于将信贷发给房地产市场。

系统之困与宏观风险

当然，制造业还是商业银行第二大信贷投放部门。新冠疫情将宏观数据砸了一个大坑，2021年第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29.8%，高于房地产投资4.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达41.6%。

大规模的投入为何有效产出甚微？

在制造业内部，也呈现冰火两重天。私人制造部门融资难，而大量制造业信贷被国有制造部门吸收。央企、国企拥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制造和技术研发，如芯片制造和新能源技术，但是技术成果并不突出。

国有制造部门占据了往基础技术延伸的位置，比如航空航天、核能核电、钻探炼油、页岩气、网络通信等等，私人制造部门无法或难以向这些基础技术领域延伸。中国私人技术公司扩张有个特点，在终端横向扩张，控制衣食住行等消费市场，形成T系和A系。为什么这些企业不往纵深领域扩张？除了终端市场的人口红利够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纵深赛道存在进入壁垒。即便不是国有控制，也有大量的国有采购。比如，网络通信设备的技术含量不高，但其采购商是三大电信公司，私人制造部门的交易费用很高。

房地产通胀、私人制造通缩以及国有制造资金富余，可以发现一个关键问题：货币配置低效。大量货币没有流入用得好的人手上，没有用于技术创新。掌握信贷的国有制造部门创新不足，难获信贷的私人制造部门无力创新，即便获得信贷的也可能加入了买房军团。

如果货币配置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制造不可能开出技术之花。那么，货币配置的问题出在哪儿？

主要原因是货币扩张、利率非市场化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歧视和风险偏好。这涉及金融市场与金融制度。中国金融市场并非完全开放，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选择汇率固定和资本管制，可以保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换言之，中国可以自己掌握货币政策，扩张货币和紧缩货币都由自己做主。为何货币发行增速迅猛？

这与中国制造有关。制造大规模出口创汇，中国实施结汇制度，保留了大量的外汇。这些外汇相当部分形成外汇占款在国内发行人民币。最近几十年，外汇占款是央行发行人民币最重要的信用资产，也是在国内投放人民币最主要的方式。数据显示，1993年，央行的“外汇占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仅为10.5%。此后，伴随着外贸出口暴增，外汇占款持续攀升，到2013年12月，达到了峰值83.29%。到2020年3月，外汇占款规模为21.2万亿人民币，依然占总资产规模的58%。

外汇占款投放的大量货币流向哪里？通过上述信贷数据我们知道，最大的投放对象是房地产市场，其次是制造业，主要是国有制造部门。然后房地产通胀，私人制造部门通缩，占据基础技术卡位的国有制造部门资金富余但效率有限。

到这里，我们似乎发现，中国制造身处在一个庞大的宏观系统之中，技术创新难题被囿于这个系统之中。下面，我们有必要看看这个庞大的宏观系统。这是一个失衡的全球化系统，一个覆盖中国制造、美国消费市场与两国金融制度的宏观系统。它大概有这么一个形成过程：

第一，美国存在发达的金融市场、消费市场以及强大的跨国公司，中国存在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两国的比较优势。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引入国际资本，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制造业。国际资本带来了国际技术，大规模的国际技术迁移是中国制造兴起的关键。

第三，进入千禧年后，美联储开始超发美元，跨国公司携带大量廉价资金投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出口创汇，然后通过结汇制度积累大量的外汇，再通过大量外汇占款在国内投放大量的人民币。

第四，大量人民币开始被投放到制造业和基建之中。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高效的产业网络，与廉价劳动力一起继续维持着低价出口优势，出口创汇规模迅速膨胀。

第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联储及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大规模扩张货币，美国跨国公司携带大规模廉价美元再次大举投资中国制造。大规模的外资投资和出口创汇形成万亿级别的外汇占款，向市场投放大量的货币。这时，大量货币进入了房地产，2012年开始个人住房贷款替代了制造业成为了四大行第一大信贷投放对象。结果，房价持续通胀，私人制造部门则通缩。

第六，还有一条线不能忽视的是，央行将所储备的万亿级外汇购买美债，大量美元重新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美国跨国公司再以廉价美元反复投资中国制造。

从这个全球性的宏观系统可以看出，中国制造的出口创汇是央行发行人民币最重要的信用资产。换言之，中国制造是基础货币的基石。

如今，这个系统形成两条资金流动线：

一、外资线：美联储超发美元→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制造→外商投资和出口创汇→央行持外汇投资美债→跨国公司再从金融市场上获取廉价美元投资中国制造。

这条线是一个内外资本循环。跨国公司富余的资金和强大的技术是中国制造崛起的关键。2019年外资进出口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40%左右。中国出口前十强中有8家是外资企业。中国大量的私人制造企业围绕着这些大型外资工厂生存，外资大型工厂一旦迁移到海外，这些与之配套的私人制造企业很可能随之消失。

二、内资线：跨国公司投资和出口创汇→央行用外汇占款投放货币→货币流向房地产和国有制造部门。

2019年，私人制造部门进出口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2.7%，国有制造部门的这一数据是16.9%。同时，私人制造是中国制造吸纳就业人口的第一大部门。

从这两条资金流动线可以看出，中国制造被困在这个不稳定的宏观系统之中。中国制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条外资线，也就是跨国公司。但是，这条外资线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如果要稳住外资，就必须维持低廉制造优势，如此工人收入如何提高？工人收入无法提升，中国内需、民众福利和经济如何持续增长？

二是这条外资线导致中美两国经常项目失衡：中国长期大规模顺差，美国长期大规模逆差。同时，中国持有万亿级美债，美国制造业持续衰落，容易触发两国的贸易矛盾和金融风险。

可见，这条外资线是不可持续的，正在逼近金融与政治的极限。

再看内资线，这条线也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大量外汇占款持续投放货币，房地产泡沫严重；二是私人制造部门贷款难、贷款贵，对技术投入不足，国有制造部门资金富余但创新效率偏低；三是吸纳了58%的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私人制造部门长期通缩，工人工资及家庭收入增加缓慢，国内消费市场低迷，加剧制造业通缩；四是货币宽松引发的房地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制造业的原料、运输、租金和人工成本，制造企业无法将上涨的成本完全转嫁到低迷的终端消费市场，遭受两头挤压，生存空间萎缩。

所以，内资线和外资线都不可持续，欲拯救中国制造先拯救宏观系统。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步步追溯到这个庞大的宏观系统，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全球化宏观系统正在遭遇结构性与泡沫性风险，而中国制造，尤其是私人制造企业，在其中只能被动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