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带着一位企业家朋友张总拜访了位于佛山三水的葆德公司,希望撮合双方合作。
葆德这几年制造力提升快速,数字化水平是行业翘楚,其竞品已是国际同行企业。
如果张总把空压机制造交给葆德,然后发挥自己学者型企业家的优势,找行业新分赛道,做产学研、做行业孵化器,未来发展的空间会更大。
张总跟我交流认为,如果此事能成,将会开启人生下半场。倘若可行,他可以介绍多几家国外的企业,以及世界顶尖的研发机构,一同进入三水,整合成为一个新型的空压机产业集群。
实际上,几年前,张总他们就联合了十家空压机企业,在保留各自品牌的同时,合作打造了一个联合工厂。因为规模效应,成本可以下降20%~30%。
如果能够进一步合作,还能引进更先进的加工平台,制造能力还可以再上新台阶,完全可以与大企业竞争。
如果联合生产再叠加整合供应链、联合研发呢?可惜最终因股权设计不合理,合作半途而废。
尽管很可惜,但这仍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制造业通过联合制造,协同供应链及生产,实现扩大规模、降低成本,过程中所展现的规模效应,也是规模经济的体现。
规模经济理论
我最近分享了一本书《棉花帝国》。英国及欧洲都不是棉花的原产地和棉纱的生产地,为何能够主导棉花的全球贸易,进而推动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其主要原因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全球贸易导致了棉花生产、技术信息的对称,形成了棉花生产的规模经济。这时候,资本投入技术研究,就能够产生巨大利润。
所谓的规模经济也指规模经济效益,即通过一定的经济规模形成的产业链的完整性、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提高企业边际效益。
当企业的产量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各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平均成本呈下降趋势。流水作业、自动化生产等都是规模经济的体现。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中对规模经济有最早的论述:“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亚当·斯密以制针工场为例,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揭示了制针工序细化之所以能提高生产率的原因在于:分工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劳动技巧和熟练程度,节约了由变换工作而浪费的时间,并且有利于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劳动分工的基础是一定规模的批量生产。
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济理论来自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大工厂的利益在于——专门机构的使用与改革、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
马歇尔还概述了规模经济形成的两种路径,一是基于企业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多个企业之间的合作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大规模生产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是近代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认为“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
中小制造业企业因规模限定,容易变成“小而全”,在生产效率及生产效益方面水平不高。
但过去因为中国的制造与全世界的零售价格间存在较大差价空间,制造业对成本不是特别敏感,哪怕没有精益管理企业也可以生存。而当中国劳动力及土地等要素成本大规模上涨,低成本就是企业的竞争力。
大企业可以通过兼并收购来完成规模生产,小企业则可以通过联合生产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有了规模生产,才有专业分工的可能,才能够更好地提高效益。
代工制造的规模经济
我去了位于广东肇庆的中杰鞋业调研,对于代工企业有了新的理解。
中杰是台资企业,刘总介绍,全球前几名的运动鞋代工企业宝成、华利都是台资企业。
刘总说,代工企业一定需要规模优势,特别是现在的代工不是简单的生产,还要设计和研发,主要的利润被品牌商拿走,制造环节就需要有规模效应,才能迭代技术进步、生产进步,规模也是企业竞争力。华利在深交所上市,估值远比行业第一、在台湾上市的宝成高。
刘总说,台湾好像有代工文化,对品牌商有承诺,定位制造就不僭越。台积电、富士康等等高科技企业都是台湾企业、代工企业。
代工制造有了规模,哪怕核定毛利相对较低,但总能通过优化生产,实现利润。富士康就有“红单进,蓝单出”之说,接订单核算成本时,看起来是亏本的订单,但通过优化生产,实现规模效应,可以实现利润。
小米虽不是代工企业,但小米手机的定价方式是从规模效应入手的。在日本,一款手机,按照市场预测销量组织生产核算成本。
小米的算法则是,目前市场手机价格是三千元,销量是三千部,如果市场价格能降到一千元,能否卖出一亿部?如果可以,按一亿部手机的生产规模成本定价。
小米定价方式之所以跟日本手机的不一样,除了思维方式不同外,其底气来自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及生产规模基础。
中国能够成为工业化大国,跟亚洲“四小虎”不同。一般而言,随着劳动力价格提升,产业转移的周期也就十几二十年。
而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已数十年,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工业互联网等等,中国拥有巨大的规模效应:一是人口规模效应;二是就业规模效应;三是超大经济规模效应;四是开放的市场、贸易规模效应。
现在,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已经不是昔日的拼劳动力价格,而是中国具有其他的规模经济优势。
首先是基础设施。十几年前,中国就基本完成了港口码头、公路铁路航空运输、电力资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中国通信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制造业而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全世界领先。大湾区经济也是基础设施规模经济的体现,大港口、大交通、大工业。中国制造对于全世界而言,在可见的十年八年,是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的。
位于汕头澄海的高德斯公司是产业分工、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范例。公司大量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及自动化生产模式,采取标准生产模式,为当地的玩具龙头代工。
这是广东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探索,主动通过规模制造促成产业分工,促成专业化生产。这种方式会成为广东产业集群提升的一个重要路径。
江门的汉宇集团,生产的洗衣机排水泵世界第一,税后利润多达20%以上。我建议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不要满足于利润,而是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模优势。
在中国,企业追求“小而美”是不够的,不能孤芳自赏。我建议汉宇集团可以向富士康学习,做世界最大的水泵研发、生产企业。毕竟技术领先所带来的竞争力周期较短,而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领先战略,防火墙更高。
数字经济本质也是规模经济
前些年广东家具行业的变革来源于尚品宅配所引发的“家居定制”革命。表面是定制化,实际就是生产规模化。
通过大规模定制,使到分散于市场各个角落的订单能够集中起来,在生产环节进行集结形成规模生产。
广东东箭是一家从事汽车后市场改装产品的生产企业,公司业绩是其他行业前十名的总和。
东箭公司每月生产产品的类型多达六千多种,交给任何一家企业生产都是非常有挑战的事情。东箭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数字化柔性制造能力,大规模与个性化制造的融合。
Shein公司崛起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用数字化整合供应链,让众多中小制造业企业形成一个整体。据了解,Shein的供应链协同已经扩展到纱布,将来会不会是棉花,会不会是生产设备?
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愈发受关注,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也在加大,但更多企业都是默默无闻在耕耘。没有出现破局者时,大家都很迷茫,当出现破局者时,大家又觉得理所当然。
一旦实现数字化布局的企业“釜底抽薪”,可能成为行业的“巨无霸”,而不是简单的“独角兽”。
数字化不是数字本身,关键落点是规模经济。
回到马歇尔所讲的,这是“内部规模效应”还是“外部规模效应”?当然,马歇尔的理论存在于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年代。
互联网年代的企业强调开放性,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变得模糊,Shein是“内部规模”,还是“外部规模”呢?当然,Shein还是可以分的:应该是“内部规模效应”为主,引导“外部规模效应”。
社会对于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经济的关注在于,在全球互联网下半场中能否出现类似消费互联网中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头,开放第三方数字化制造平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中国制造来说最有机会。
毕竟,中国制造占有联合国所划定的全部制造业门类,而广东制造是四十一得其四十。制造业门类齐全,形成了具有巨大优势的供应链体系,这是规模经济优势的另一种体现。
中国制造演绎规模经济新优势
从朴素的亚当·斯密经济规模理论到马歇尔的“内部经济规模”与“外部经济规模”,规模经济的理论及其实践形态不断演变。
时至今日,互联网数字经济所展现的新边际,已让规模经济理论从内部到外部被重新定义。
未来中国的规模经济,已经不限于生产制造的规模,基础设施的规模,中国接下来还有人才规模、市场规模,还有数字经济带来的新的规模经济。
中国教育每年培养的工科本科毕业生超过500万,几乎是美国的十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红利由此从人口红利变成工程师红利,科技研发人才的规模效应逐渐显现。
同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实物消费市场。中国中产阶级人口数量4亿,毫无疑问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消费市场。市场红利,也会成为中国制造的又一红利。
在互联网、物联网的背景下,中国各行业的中小企业会采取横向协作的方式、产业分工专业生产的模式,通过标准化协同生产、协同供应链,协同制造业人才供给,深度挖掘制造能力,形成产业深度垂直互联,这将是广东制造可以培育的制造新优势。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也应借助这一趋势,借助数字化快速集结生产规模,产生边际效应,这是新时代规模经济本质的具体实践。
已有不少企业从不同切入点探索借助数字化对细分行业、产业内部生态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哪种路径能够提供更佳效率,拭目以待。
关注规模经济衍生的经济话语权
当英国获得“棉花帝国”的主导权以后,各种代理、期货、金融、标准等衍生服务鱼贯而出。
制造规模会改变原有产业的形态,形而上的服务贸易业既是脱胎于制造业,服务于制造业,又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制造业,从而获得国际经济的话语权。
中国制造因联合生产、专业代工、数字化形成规模经济的同时,一定会塑造新的产业格局,生成新的业态,供应链金融、工业交易金融也将出现。
但愿,因为制造业而衍生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不要异化制造业本身。
中国要获得未来制造业的主导权,一定不是基于制造,而是制造所产生的新边际而获得的话语权,可能会重新定义全世界的制造业,定义制造新文化。
制造不是为资本服务,而是为社会服务。有了规模经济和巨大市场,中国制造,高科技可以更好地体现企业为社会、为消费者服务的本质。
社会第一性,企业或商业第二性,或许可以颠覆“棉花帝国”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