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的传奇人生

7月3日，香港作家倪匡离世。

倪匡原名倪聪，字亦明，1935年5月30日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宁波，与金庸、黄霑和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此前，黄霑与金庸已相继离世，倪匡离开后，昔日“四大才子”只余蔡澜一人。

四大才子中，黄霑毕业于香港大学，蔡澜在日本留学，金庸毕业于东吴大学，个个都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文凭，唯有倪匡，初中毕业后就再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全靠天分吃饭。

倪匡的写作涉猎极广，又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着称，且出手极快，号称“人形打字机”。写武侠小说，他有《六指琴魔》闻名；写科幻与侦探小说，他有已成现象级符号的《卫斯理》和《原振侠》，又有《女黑侠木兰花》不让须眉；做编剧，他搭档张彻，拍出了华语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独臂刀》，是香港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过百万的电影，也开创了暴力美学的路子，甚至影响了世界影坛。

他还为李小龙度身定做了《精武门》的剧本，使陈真这一经典形象深入人心。他还有一张语速极快的铁嘴，与蔡澜、黄霑主持的《今夜不设防》，言论开放不设限，无论时政、娱乐圈乃至情色话题，都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尽显风流本色。

相比这些辉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传奇人生。

1935年出生的倪匡，可谓生逢乱世。童年时目睹抗战，少年时经历内战。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家境尚算优渥，孩子有七个，倪匡排行第四。

1950年，倪匡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抉择。当时，父母准备前往香港，倪匡的大哥倪亦方是一名工程师，希望留在内地建设新中国，倪匡也决心留下。而随着父母前往香港的倪匡六妹，便是香港女作家里的招牌人物——亦舒。

1951年，初中毕业的倪匡在受训后成为一名公安干警，并参与土改和治淮工程，继而前往苏北和内蒙古等地垦荒。若是他“安守本分”，想必会这样一直干下去。若是运气好，自家的“海外关系”不惹火上身，能熬过一次次运动，改革开放时正是40多岁的壮年，无论走仕途还是“下海”，或许都有另一种人生。

但年少的倪匡却惹了事，那年内蒙古风雪酷寒，气温低达零下三十度，但运送燃煤的车子并未及时运到农场。为了保命，倪匡决定将一座小木桥拆掉用于烧柴御寒，毕竟天气酷寒，河水已经结冰，没有小木桥也暂时不影响通行。但在当时，倪匡因此接受隔离审查。

倪匡是个不甘于接受命运的人，决定逃走。1957年，他随身带上一块大肥皂，一路用来伪造公章，还伪造了证件和介绍信，神奇般地从内蒙古逃到鞍山找大哥，见大哥不敢收留，他又逃到上海，亲戚也不敢收留，他便设法偷渡至香港。

倪匡曾在访谈中提到这段经历：

“到了九龙哪一个码头上岸我都不记得，一上岸，当时香港的政策是来了香港就可以拿身份证。我在香港又没有学历，又不会讲广东话，只能去做体力活。有很多年轻人集中在荃湾，那时候荃湾很荒凉，很简陋的工作环境，但是已经很开心了，因为自由了。我是什么杂工都做，一天有三块半工钱，由工头抽去六毫子（即六毛钱），那时候一碗叉烧饭七毫子，这么大碗叉烧饭！我第一次吃，天下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在内地经历过大饥荒嘛。我一天拿两块九，可以吃四碗。有饭吃，自由自在，非常开心！”

以当时的条件，这段传奇经历的完成，可以想象何等艰难。

初至香港时，倪匡除了做杂工，也去夜校读书。工余时，他创作了一篇有关土改的小说《活埋》，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拿到了一笔比工厂月工资还高的稿费。他还写了一篇《呼伦池的微波》，讲述自己逃离内蒙古的经历：

“我不愿打马从泥泞的河滩上走过，想起过去的日子心中难过。我为了生活走遍天涯海角，一生折磨我的还是生活。”

他还投稿《真报》，很快由作者转为员工，被《真报》录用，从普通工友到校对，再到助理编辑和记者，又以“衣其”笔名写政论。

1958年，倪匡开始以“岳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次年与夜校读书时结识的李果珍女士结婚，后诞下女儿倪穗与儿子倪震。

1962年，倪匡在金庸鼓励下开始使用“卫斯理”笔名写小说，在《明报》连载“卫斯理”系列的首篇《钻石花》。至系列的第四篇、著名的《蓝血人》起，“卫斯理”系列开启科幻模式，而《蓝血人》也在2000年入选“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强”。

上世纪60年代末，武侠电影开始大行其道，倪匡转向剧本创作，以《独臂刀》享誉华人影坛。1970年，倪匡创作了《唐山大兄》的剧本，李小龙凭借此片一举成名。其后，他又在《精武门》中虚构了陈真这一经典形象，也成就了李小龙的银幕辉煌。

写作于倪匡而言，是谋生，也是兴趣，更因为他自嘲的“没有别的本事”。他写作极快，号称一小时手写八千字，曾同时为十余家杂志供稿。他稿约不断，稿费可观，从一个漂泊至港的底层小工人，迅速成为炙手可热、功成名就的大作家。

沈西城曾这样记录倪匡的稿费：

“以火箭升空的速度上跃，飕飕飕，今月千字十元，下月二十、再下月三十，直到一百、五百，最后，每字一元计，千字一千大元。八十年代后，千字高至二三千元，也曾试过以一千字五千元写短文，长稿不在其列。倪匡为《明报》写卫斯理连载，每月约是六七千；转写东方原振侠连载，马老板出手阔绰，一万一个月。倪匡每月共写十多个专栏，收人逾十万，弥足惊人。其后成了大导张彻御用编剧，一个剧本由一万起至两三万，一个月可写四个，收入也过十万。”

在那个年代，倪匡若认香港稿费第二，无人敢认第一。

但倪匡的身上见不到任何久贫乍富的作态，对酒色财气的热衷完全出于天性而非显摆，他依旧勤勉，也依旧爱笑，笑起来如一尊弥勒佛。在他看来，快乐远比名利重要，也比生死重要。

曾有人约他写自传，他却说：

“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我从1957年来香港快50年了，这50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

倪匡这一生，见证了众多好友的生死。三毛去世时，他坦言三毛相信人的生命有第二种存在方式，既然三毛选择这种方式，那么一定有她的道理，大家要尊重她的选择。挚友古龙去世后，他带上48瓶XO用于陪葬，可守夜那天，又酒瘾发作，怕古龙寂寞，于是在棺木前与大家边哭边喝，喝光了48瓶XO。金庸去世时，他说人到了年纪，都是要走的，无需过分悲伤。

当然，他也有真情流露的坚持，李小龙猝逝后，他大感伤心，决定不再写功夫片剧本。

古龙去世后，倪匡便已看淡生死。第二年，他在台北受洗，笃信基督，也不再酗酒。那年他还为自己写了副对联：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一派洒脱气。几年后，他又早早给自己写好墓志铭：“多想我生前好处，莫说我死后坏处。”

倪匡的游戏人生，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他写死了《天龙八部》里的阿紫。

1965年，金庸要去国外出差，便委托倪匡代笔连载一段时间，要求不能写死任何一个人。结果回来一看，倪匡把阿紫的眼睛写瞎了。这是因为倪匡不喜欢阿紫的阴狠毒辣，便将之写瞎，反倒让许多读者心满意足，金庸也无可奈何。

他写卫斯理时，曾误写卫斯理流落南极，杀了一头北极熊充饥并剥皮取暖。这当然是常识错误，有读者一再写信说他不够严谨，南极何来北极熊。倪匡“无赖气”发作，在《明报》上回了句“南极没有北极熊，可世间也无卫斯理”。金庸也难得幽默一把，说南极本来确实有北极熊，但被卫斯理吃掉就没有了。

倪匡也是自律的，他要求自己每天要写多少字，那就一定会写多少字。说不再酗酒，那就真的不滥饮。有人问他戒酒原因，他说：

“我不饮酒，并不是戒酒，而是喝酒的配额已用完了。不过，这额度经常因为好酒当前而有弹性，挤一挤还可以有5%。”

他有三十五年烟龄，一度一天抽四五包烟，可据说某日清晨听到上帝呼唤他不可再抽烟，便下定决心戒烟，从此再也不碰。他自称“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在写作这份事业上极有职业道德，从不拖稿欠稿，早期因为写得太快，反而经常故意放几天才准时交稿，三十年如一日。

天分与自律，在他身上可真是一样都不缺。当然，还有洒脱，某日觉得自己江郎才尽了，便彻底搁笔。

但说实话，倪匡的成功也有时代之功。当时传媒高度发达、内容却无法及时跟上的香港，简直是写作者的天堂。倪匡的小说若用如今眼光来看，不乏粗糙之处，想象力有余，但缺乏严谨，适合消遣但缺乏深度。

尤其是在科幻题材已经日新月异的今天，再回看《卫斯理》等作品，阅读体验就明显不佳。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来说，有倪匡，有金庸、蔡澜，还有港乐港剧，那可真是一个黄金时代。

最让我欣赏的是倪匡的洒脱豁达。1992年，他选择移民，前往旧金山。他在家中种花养鱼，自称“厨艺第一、园艺第二、文艺第三”。因为洗手间能见到金门大桥，便有了“举头看金门，低头看‘小鸟’”的诗句。

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我不喜欢受约束，不爱争胜负，不喜欢正经八百，也绝不会道貌岸然。”至于朋友，则是“顺眼的多来往，看不顺眼的，不管你怎样，当你不存在。”

倪匡的传奇人生，离不开“幸运”二字。但幸运并非无因，而在于洞察力。他在人生中的每一次抉择，都远离了可能会到来的灾难。他在作品中的天马行空，本质也是天性的体现，而这个天性，就是“一生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