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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人口达到80亿，人口统计数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世界各地，关于疾病、移民、种族、性别、婚姻和退休的辩论占据新闻头条。
人口动态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在一个社会中，儿童数量是否远远超过老年人，是否男性多于女性，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包括人们投票、工作和休闲娱乐的方式。
人是消费者、生产者、污染者，也是士兵、人口贩运者、政治力量。为了了解自然环境、经济、安全环境或文化转变，我们需要明白人口是如何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的。本文整理摘编自美国人口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罗德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珍妮弗·D·朔巴的新作《80亿人口》。
“银发和皱纹”的时代已到来
库尔特· 冯内古特在短篇科幻小说《明天，明天，明天》中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 人们的预期寿命已经延长，可以享六世同堂之乐。93 岁高龄的埃姆总是抱怨她 172 岁的公公仍在当家做主，他占据了房子里唯一的私人房间、最好的椅子和食物，而且最令人感到不公平的是，他甚至控制着电视遥控器。
冯内古特的这篇小说发表于 1953 年， 表达了他那一代人对政治权力的恐惧，因为战后婴儿潮的到来预示着政治权力可能会掌控在预期寿命增加的人手中。这是一个代际斗争的终极故事，年轻人憎恨老一辈人控制着所有的资产、 工作和选票。
在冯内古特写完这篇小说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担忧越来越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担忧， 因为我们总是害怕自己未知的事物。最新出现的人口趋势无疑是人口老龄化，但是对此我们却认知落后。
在人口政治学家看来， 人口老龄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今天，日本创纪录的年龄中位数是 48.4 岁， 这要高于一个世纪前许多国家的预期寿命。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 年世界人口的13.5% ， 也就是超过 10 亿人，年龄在 60 岁以上，而且这个群体正以每年 3% 的速度增长。
医学的进步几乎已经能保证后工业世界迎来一个以银发和皱纹 (可能还有髋关节置换和成人纸尿裤) 为标志的时代。 尽管低生育率是降低婴儿死亡率之后取得的进步， 但是它重塑了社会结构， 将发达国家的人口重心转移到了老年人身上。
《我家的故事》剧照
“重心”这一措辞很重要。在讨论人口老龄化时，我们指的是人口整体老龄化。一旦一个社会开始经历人口转变，人口就会出现“老龄化”。这种现象很普遍，但真正的新动态是人口年龄中位数的急剧上升，导致现在小孩减少、 老年人增多。
老龄化现象逐渐出现在许多国家。1950 年，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为 29 岁，只有 3 个人口超过 100 万的国家年龄中位数达到35 岁。在全球范围内，人口都很年轻，而且数量在不断增长。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年龄中位数超过 35 岁才越来越普遍。即便如此，从地理分布来看，老龄化国家也仅限于欧洲和日本。
到 21世纪初，美国加入了这一次浪潮，使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家总数达到 32 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年龄中位数超过 40 岁的国家。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确，人口老龄化将阻碍经济增长、妨碍人们创新、导致老年人管理政治——和冯内古特小说中想象的一样。
在过去几年里， 这种年龄结构已经成为后工业国家的常态。2020 年，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为 42 岁，到 2035 年将达到 45 岁。2020年，年龄中位数在 40 岁及以上的国家已经发展到 38 个。
老龄化问题在欧洲、 北美和亚洲都在加剧。日本不再是亚洲唯一的老龄化国家，中国、韩国和新加坡都在加入第二次浪潮。
“老龄化国家俱乐部” 不仅年龄越来越大，成员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样化。新浪潮将会带来许多新的改变， 很可能会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在韩国，老龄化不仅速度快，而且对社会体系产生了明显压力。韩国的养老金仅占平均工资的 6% ，是亚洲最脆弱的养老金体系之一，老年人深受其苦。
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 年 韩国 65 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为45. 7% ——是该组织中比例最高的国家，远远高于只有 19. 6% 的日本。韩国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 倍多。日本 《日经亚洲评论》 的一篇报道称: “这一代 60～80 岁的韩国人是在经济上支持过父母的最后一代人， 从广义上讲， 他们将成为第一批无法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人。”
请记住一点， 人口老龄化是由低生育率和长预期寿命共同驱动的。在进一步讨论之前， 我们有必要挖掘一下 “低生育率” 的真正含义。
超低生育率与女性选择
人口学家提出了 “第二次人口转变” 这一说法， 用来描述超低生育率 (低于更替水平) 和婚姻推迟。两种现象似乎同时发生，而且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
这种说法是在试图描述女性决定延迟生育将会发生什么吗? 将会只生一个或者两个? 又或者完全不生? 延迟生育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其范围不仅涉及个人，也有可能更加广泛。
这与《80亿人口》中第一章讨论的晚生育政策不同。前者是指妇女生第一胎的时间推迟到 19 岁之后。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我们讨论的是比这个年龄还要晚得多的时间。
名人新闻 (我承认经常在拖延时翻看这类新闻) 经常报道 40 岁以后首次生育的名人，比如歌手玛丽亚· 凯莉、珍妮· 杰克逊和演员妮可· 基德曼。更多的女性在 35 岁以后才生第一胎，包括歌手詹妮弗· 洛佩兹和格温· 史蒂芬妮。这些名人究竟是特例，还是代表了其他延迟生育的女性呢?
事实证明，她们的确是在延迟生育。拿英国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末，女性平均在 23 岁生第一胎，而现在的女性等到 29 岁才开始生育。这种延迟生育现象非常典型。
所有富裕国家的女性生第一胎的时间都越来越晚，其中韩国的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龄最高，超过了 31 岁。在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中，女性生第一胎的最小平均年龄是 26 岁，出现在美国、 罗马尼亚、拉脱维亚。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 请记住， 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会说， 女性开始生孩子的年龄越大，她们一生中生孩子的数量就越少。这是一个概率问题——从生物学角度来讲，一个女性延迟生育的时间越长，她的育龄期就越短，即使她已经开始生育，那也不能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正如《80亿人口》中在第一章提到的，在某些贫穷国家，女性平均生 5～6 个孩子，为此当地的节制生育项目将重点放在让女性继续上学，鼓励她们晚婚，以此延迟女性开始生育的时间，缩短 “活跃” 的生育期。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富裕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总体来说，女性开始生育的时间较晚，生育的孩子也更少，不过她们一开始就不想要很多孩子，这会对整个国家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富裕国家出生的孩子数量并不足以平衡即将死亡的一代。
在富裕国家，上大学的女性越来越多，而且在家庭之外取得了事业成功，这是社会上出现延迟生育现象的一个原因。我身边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而且我自己的情况也与此相似。
在我参加第 15 次大学同学聚会时，我发现有的同学处于孕期，有的处于哺乳期，还有的刚开始考虑生孩子 (我上的是女子学院)。她们曾经忙着攻读研究生学位、打拼事业或者四处旅行、享受生活， 没有多少人考虑毕业后马上生孩子。
但是，教育和事业并不是女性延迟生育的唯一原因。其他的人生大事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婚姻。
在美国，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是 28 岁，男性是 30.5 岁——与 1960 年相比，分别高出了 8 岁和 7 岁。正如作家丽贝卡· 特雷斯特在她的著作《单身女性的时代》中所说， 2009 年美国单身女性的数量首次超过已婚女性。
当然，这些事情是有关联的。有些女人，还有男人，更注重教育和创业，而不是结婚。一些女性不想等找到伴侣后再生孩子，毕竟寻找伴侣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还有一些女性干脆回避婚姻。
我手头有一件珍品，这是 1967 年出版的一本教育手册《青少年家政指南》，是多年前我在旧货店的货架上找到的。封面是一个甜美的草莓色金发女郎的侧影。在这本书的职业建议部分，作者解释称， 男孩和女孩可能有不同的职业目标。女孩 “肯定清楚将来必须学会如何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因此对她们而言，职业生涯不会像对男孩那样重要。
今天青少年生活的世界与 1967 年截然不同。但是性别革命是否使女性完全摆脱了社会束缚呢? 斗争结束了吗?
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她研究了全职工作的妇女，她们的丈夫也是全职工作者，小孩都在 6 岁或 6岁以下。换句话说，她研究的妇女和正在撰写本书初稿时的我一模一样。
据阿莉· 霍赫希尔德观察，这些妇女下班回家后一边叠衣服一边打电话，还要给孩子洗澡，不停地忙碌。霍赫希尔德发现，尽管几十年来性别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存在更大的社会问题，导致一些女性质疑结婚和生孩子是否值得——她们既要在外面上第一轮班，又要在家里上第二轮班，真是让人筋疲力尽。
妇女面临多重压力，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研究员玛丽· 布林顿和李东珠发现，后工业社会既鼓励女性外出工作，又把她们描绘成天生的看护者，这种强加给女性的相互矛盾的角色，导致这些社会的生育率较低。
我们在东亚可以看到这种两难的处境。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照顾家庭和养育子女，但是社会也欢迎女性出去工作。受到这种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女性既要外出工作，又要承担家庭责任，经常难以两全。因此，她们通常只生一两个孩子，或者干脆不生。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2009 年美国东西方中心的研究表明，在低生育率的日本，育龄妇女每周做 27 个小时的家务，而她们的丈夫每周只做 3 个小时，这些主妇大多有一份带薪工作。对日本女性来说，家庭和工作仍然无法做到两头兼顾。
经合组织对 18 个成员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将日本排在倒数第二位，这个排名涉及 “协调工作和家庭的政策覆盖范围与力度，以及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举措”，同时指出日本雇主提供的儿童保育服务体系和产假制度都特别脆弱。
与此类似，许多韩国人不敢结婚，而且教育成本过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不愿生孩子。
相反，如果社会不鼓励女性工作，她们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就会更加明确，生育率也会更高。但是仍然存在影响生育的不稳定因素：在传统社会中，男性被视为经济支柱，在组建家庭前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一旦缺乏工作机会，生育率就会降低。
近几十年来，我们在意大利、 波兰和斯洛伐克都观察到了这种现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影响生育的是性别观念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在男女性别平等的国家，生育率实际上更低，因为社会规范将女性限制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中，没有给她们提供既能兼顾工作和家庭，也能被社会接受的选项。我们发现芬兰、荷兰、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生育率相对更高，因为它们的安排更为灵活，不强调严格平等。我们的结论不应该是为了提高生育率而限制女性工作。更确切地说，减轻女性分担家务的压力，或许能更有效地支持女性的生育意愿。
这种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地方。2020 年初，美国女性的就业人数有史以来首次超过男性，但工作的质量和工资普遍偏低，无法养活家庭，尤其是对劳动阶层而言。
但是，这次就业新纪录并未持续多久。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们从 2020 年 2 月开始封闭在家，3 月的形势更加严峻，这对美国的女性劳动力产生了巨大影响。孩子待在家里暂停上学，托儿所关闭，一些女性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工作岗位。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相当比例的女性都在休闲行业或酒店工作，居家隔离期间，这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
如果性别角色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女性不直接绕过婚姻生孩子呢? 在一些国家， 女性就是这么做的。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非婚生育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7.2% 上升到 2016 年的近 40%。
这个数据掩盖了一个事实：在一些富裕国家，人们认为非婚生育是耻辱的，通常女性不会这样做——在日本和韩国，只有 2%～3% 的非婚生育。也正是因为这种耻辱感，意大利、波兰、希腊等以天主教或东正教为主的国家生育率才会非常低。在其他存在这种耻辱文化的地方，女性如果不想结婚，就不会生孩子。
当然，这种耻辱感并非无处不在。在许多国家，夫妻没有正式结婚就住在一起，尤其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在智利和冰岛，大约三分之二的孩子是婚外出生的。在其他国家，如比利时、丹麦、法国、墨西哥和瑞典，超过一半的新生儿是由未合法结婚的母亲生育的。
在全球范围内，非婚生子的数量日益增多。在美国，1970 年只有 10% 的婴儿是非婚生子， 如今这一比例已达到 40%。在欧洲，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仅在法国就高达 60% 。
一般来说，推迟结婚、非婚生育的耻辱感以及推迟怀孕都会明显影响个人的生活。这些个人意愿叠加在一起，就会以降低生育率的形式带来社会变化。
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在婚姻和生育模式方面，我们已经发生了永久性变化。2008～2013 年的经济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大事件会严重影响生育模式。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
与其他危机一样，新冠病毒感染极有可能影响大多数女性的生育时间，但不会影响她们一生生育的总数——延迟生育会。有些延迟生育的女性最终所生的孩子数量不会变， 但是另一些女性所生的孩子会有所减少。
向超级低生育率转变会快速引发一种后果：一些国家的人口不仅出现老龄化， 而且在不断减少。
德国的人口在 2005 年开始下降，日本是在 2010 年——这些国家都是趋势的引领者。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预计，到 2065 年日本人口将减少到 8800 万，相比于 2015 年的人口减少 3900 万，到那时65 岁及以上的老人将创纪录地占到总人口的 40% 。
世界终究是个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