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复仇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这对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一次重大挫败。

奥斯曼帝国此举不仅意味着它控制了大部分地中海（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和丝绸之路的大片区域。若欧洲人想要获取香料或丝绸，就必须支付奥斯曼人索要的任何价格。

除非，他们能找到另一条连接欧洲与印度、中国的路线。这促成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 1492 年发现美洲，以及瓦斯科·达·伽马在 1498 年绕非洲航行至印度的壮举。

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航海家们勇敢探索未知世界，世界经济的重心迅速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奥斯曼帝国逐渐沦为经济边缘地带，到了 19 世纪，更是被贴上了“欧洲病夫”的标签。

对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人来说，世界似乎正在经历“去全球化”。但对于住在伦敦、里约热内卢或开普敦的人而言，这种看法无疑是荒谬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当贸易在某个地方受阻时，它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并可能变得更加强大，甚至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

在这个例子中，奥斯曼帝国占领东地中海及其贸易的直接结果，就是促使西欧人殖民美洲，接着是非洲，夺取世界上的黄金大部分，购买奴隶并将他们运往美洲，在大型种植园中劳作。这些大型种植园最终成为工业化的先驱。

奥斯曼人可能未曾预料到，他们通过封锁丝绸之路贸易，最终催生了现代时代的来临，使地中海逐渐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闭塞区域。奥斯曼人不自觉地锯断了自己坐的那个树枝，这正是意料之外的后果法则在起作用。

为何今天我们要回顾这段历史？因为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以下事件：

1. 西方世界试图通过切断俄罗斯进入美元、欧元、英镑和瑞士法郎的通道，来引发俄罗斯经济的崩溃。

不出所料，俄罗斯立即转而使用人民币、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或泰铢来销售其商品，俄罗斯与世界主要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量呈爆炸性增长，正如图表所示。

2. 美国鼓励国内生产商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回国内。

或者，选择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例如越南。

最终结果是什么？如图表所示，过去几年中，中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增长了三倍。

一、中国贸易的激增

中国的贸易顺差并非因北美或欧洲消费者决定为孩子购买三倍数量的塑料玩具而增长三倍。

正如俗语所说，需求是发明之母。中国顺差的增长与其为产品开拓新市场密切相关。

回顾 2017 年，中国对东盟经济体的出口价值仅占其对美国出口的 60%。而今天，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大约已达其对美国出口的 120%。

中国通过提升价值链，出口高质量、价格有竞争力的资本商品和其他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来实现这一目标。

最显著的例子是，五年前中国还默默无闻，如今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这些汽车通常不在美国或欧洲销售，而是在东南亚、中东和拉丁美洲的驾驶者中大受欢迎。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汽车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当你走进新兴经济体的每一个购物中心或机场，随处可见吸引人的中国汽车），同时在发电厂、土方设备、拖拉机、电信交换机、涡轮机和机床等领域也有着类似的故事——这些都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沙特阿拉伯等地需求旺盛的资本商品。

中国出口的繁荣有助于解释其经济如何在逆境中维持运转。面对现实，在过去五年中，中国经历了一场史诗级的房地产市场调整。

如果以 1990 年的日本、1992 年的瑞典、1997 年的泰国、1998 年的韩国、2008 年的美国以及 2011 年的南欧为借鉴，这场危机本应导致中国经济的受重创。这些市场都经历了国内银行危机和巨大的通货紧缩性萧条。因此，预测同样的原因（房地产下跌）会导致相同的后果（银行破产和经济崩溃）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但我们现在知道，尽管房地产市场显著收缩，导致多数大型民营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爆雷，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稳定。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中国如何同时承受来自美国的经济攻击（一个控制着全球金融流动“管道”的国家，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奥斯曼帝国对东地中海的控制）和房地产市场的放缓的呢？

答案在于，正如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所证明的，需求是一切发现和发明之母。贸易往往会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或者，如果遇到了障碍和壁垒，贸易就会绕过这些障碍，寻找新的目的地。

这一切再次引领我们回到盖夫卡尔的基本概念：里卡多式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

二、里卡多式增长将从何而来？

自盖夫卡尔成立之初，我们就认为经济发展源自两个方面：

a. 里卡多式增长源于贸易壁垒的降低、新道路的建设、运输和通信方式的改进。这些发展为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无论是土地、劳动力还是资本）铺平了道路。

b. 熊彼特式增长，则发生在新发明触发剧烈的生产率提升时。

基于这一理念，回顾我个人的大部分生活，贸易壁垒的消除似乎一直是增长的持续推动力。

a. 在我 20 世纪 80 年代在法国成长的时候，令人兴奋的发展包括欧洲联盟的创建、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不同欧洲经济体向一个更协调、更高效的整体的更广泛融合。

b. 到了 90 年代，我移居美国上大学，正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际。这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更多的关税下降和更多的生产力提升。

c. 到了 21 世纪初，我住在香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终导致人们相信，中国和美国正在变得如此经济相互依赖，以至于它们被称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名为“中美利加”。

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因为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请参阅我最近的两本书《帝国的冲突》和《避免冲击》），以至于新的热词成了“去全球化”。

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生产率下降、通胀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和地缘政治冲突（19 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特曾指出：“如果商品不能跨越边境，那么军队就会。”）。经过了四十年的辉煌发展，这个词似乎预示着里卡多式增长的终结。

然而，就像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一样，这个流行词是否真实反映了经济现实呢？幸运的是，并非如此。事实上，近年来，全球贸易持续攀升，主要得益于新兴经济体内部贸易的突然加速，如附图表所示。

事实上，查尔斯和我在多篇文章中都争论过，如果说 1980 年代是欧洲一体化的时代，1990 年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时代，21 世纪初是中美利加的时代，那么接下来的十年将看到更广泛的欧亚大陆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的融合（参见《新兴市场和人工智能的交汇点》和《印度洋：世界增长的新中心》）。

本着这种精神，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些新的道路、铁路、运河或自由贸易协议的宣布，将伊斯坦布尔至雅加达轴线上的经济体联系起来（如上述报告所描述，从伊斯坦布尔画一条线到雅加达，会发现这里大约有 35 亿人口——不包括中国——每年增长 1%，并且拥有世界上一些最高的收入增长率）。请看下图显示的近期媒体头条图表。

新兴经济体正大量建设新的道路、铁路和运河，因为“全球南方”的国家现在能够：

a. 使用本地货币从俄罗斯购买商品。

b. 从中国购买资本商品，如果与中国关系良好，可以用本地货币支付，或者选择使用人民币支付。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对于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转变。它们现在能够摆脱美元资金约束的束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首次见证了一次重大的美联储货币紧缩周期，而没有一个新兴市场出现崩溃。

相反的是，近年来大多数新兴市场债券提供的美元回报远超美国国债、德国联邦债券或日本政府债券。

事实上，这是历史上首次，投资级别的新兴市场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总体上低于美国国债。

这种角色逆转最近在彭博社的一则头条新闻中被称为“异常现象”。有趣的是，当 1977 年德国联邦债券的收益率跌至低于美国国债的水平时，这被视为荒谬，尽管这成为了新常态（德国统一暂时打断了这一趋势）。

较低的融资成本和更多的选择应该会导致最终消费者的价格降低（前提是生产跟得上！），自由贸易协定也应该如此。反过来，这些协定将为更多基础设施支出创造需求，而这些支出又可以得益于军事开支的减少而得到资助（参见《和平爆发》）。

所有这些讨论都让我回想起了盖夫卡尔经过验证的另一个公式，即 (N*(N-1))/2。

三、(N*(N-1))/2公式

如果一个经济体包含两个城市，那么它只需要建立一条连接（比如一条铁路线）来连接这两个城市。如果经济体中有三个城市，那么就需要三条链接来互相连接每个城市。若有四个城市，所需的连接数量则增加到六条。

对于任意数量的城市 N，连接每个城市与其他城市所需的连接数可以用公式(N*(N-1))/2来计算。

随着更多的城市/国家加入这个系统，所需的连接数量因此以加速的速度增长。

举个例子，从 21 世纪初开始，全球经济活动因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连接，以及中国各城市之间的相互连接而得到了巨大的推动，这涉及了大量的铁路、航空、道路、电信和电力链接的建设。

而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现在也正在更广泛的欧亚大陆上发生。虽然速度不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动员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来提供基础设施），但这一过程无疑正在进行。以印度为例，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开通了 70 个新机场，并且目前还计划建设另外 70 个。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直接交流，这应意味着更多的增长、更高的生产率和更低的价格。这种动态让我想起了盖夫卡尔分析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加速现象。

四、加速现象

“加速”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阿夫塔利昂提出，他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这一概念在突然的调整中最为有用，但其数学解释并不容易，这也许解释了为何它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

以下是简化版的解释：

• 大多数社会经济变量都遵循“正常”法则，即著名的高斯钟形曲线。

• 这在收入上尤为明显：在一个“正常”国家，大部分人的收入接近平均水平，很少人有非常低或非常高的收入。在曲线的两端（尾部），百分比非常小的人群占据着。

• 若几年内收入增长，曲线右侧的尾部（加速现象）将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这里有些复杂，因为我们的思维习惯于线性模式，但实际上某一收入水平的人数是呈指数增长的。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购买某些商品和服务时，历史表明存在关键的收入“门槛”。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低于 1000 美元，几乎没有人拥有电视机；当收入超过 1000 美元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购买。对于智能手机，这个水平似乎在 2500 美元左右。

对于汽车行业，关键水平似乎在每年 10000 美元。对于大学教育，这个水平是 15000 美元及以上。对于人寿保险、经纪账户和共同基金等金融产品，这个水平似乎在 30000 美元。

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为 10000 美元，进一步假设这个收入在五年内增长了 25%。在这个国家，对大学教育的需求不会增长 25%，而是增长七倍（参见《异常者和当今中国青年》）。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想象几件事情：

• 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价格——无论是汽车、智能手机还是个人电脑——实际上都在下降；

• 随着收入的增长，向消费者收取的利率实际上也在下降（“只有富人才能借款”等等）。

突然之间，人们可能面临加速现象的双重或三重加强。这正是 2000 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情况。在那个十年的开始，汽车制造商每年销售 200 万辆汽车。大约 10年后，年销量飙升至 1800 万辆，如下方图表所示。

毫不奇怪，随着汽车在北京、上海和成都的街头取代自行车，中国的能源需求也随之加速增长，正如下方图表所示。

类似的事件现在是否也可能在东南亚、印度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展开？考虑到收入的增长，中国目前提供的高质量、不足 1 万美元的汽车，以及这些购买的资金，这难道不是最少阻力的路径吗？

五、结论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没有引发“全球化的终结”。相反，它释放了全球贸易的急剧增长。那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美国试图将中国从全球供应链中剔除，会不会引发同样的事情呢？实际上，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两个事件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巴西、沙特阿拉伯和印度现在可以使用自己的货币支付他们需要以支撑增长的商品和用于工业化的机械设备。至少他们不再需要美元。

去年，中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贷款中，人民币贷款首次超过了美元贷款，如图表所示。

这还是在沙特阿拉伯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 500 亿元人民币互换协议和中国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核电站之前的情况。

今天，世界正在去全球化的观念对生活在迪拜、新加坡、圣保罗或孟买的任何人来说都显得可笑。相反，世界正在经历一波与以往不同的全球化新浪潮。自从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以来（正如丘吉尔所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不知道他在哪里，而且他的一切都是用纳税人的钱做的。”），世界正在经历一波不需要西方金融家、西方工程师、西方运输方式、西方货币或西方技术的全球化浪潮。

此外，自从俄罗斯寡头的资产被查封以来，这种全球化的利润不太可能再被回收到西方资产中，无论是国债、巴黎房地产还是英格兰足球俱乐部（参见《冻结俄罗斯储备意味着什么》）。相反，这种正在展开的全球化繁荣的利润很可能会被回收到新兴市场本身。这是另一个理由，让人相信新兴市场的牛市仍处于起步阶段（参见下方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