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ews新知科技 关注科技，自有新知
“我来自农村，社保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是不愿意缴纳的！”
前不久，一场别开生面的立法大讨论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这是一位90后外卖小哥在会上的发言。
所谓“新就业形态”，通俗的理解就是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人员等在内的劳动者，他们多数属于灵活就业者。
这场讨论会非常难得，其最大亮点在于，邀请了一线从业人员参与讨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为自己发声。
这位外卖小哥虽心直口快，但也有理性经济人的一面：
我了解到，如果缴社保，每个月我个人要出700元，这700元相当于我要送100个订单。这700元我寄回老家，给我女儿买点玩具不好吗？而且我在老家已经缴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缴社保的意义就是，等我老了会有保障，但是我不一定会在大城市待多少年，而社保能退吗？退不了！
在这次会上，一位外卖平台代理商也表示：“我身边有几百个骑手，我和他们聊过，85%以上都不愿意缴社保。”
很快，这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大讨论就冲上了热搜。
一
事实上，不只是外卖、网约车、快递等行业，这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
据2020年发布的《流动的“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态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对象中不缴社保的占比51.3%，缴了公积金的仅有17.4%。
当这场讨论会以#90后外卖小哥称不愿缴纳社保#的词条冲上热搜后，一层“苦情滤镜”之下的窗户纸骤然被揭开了。
关于新就业群体的生存境况，长久以来都深陷于某种“中产凝视”：外卖骑手（灵活就业者）孜孜以求固定工作而不果，被迫选择灵活就业；外卖骑手被“系统”困住，难以自拔；外卖小哥苦无社保久矣，求之而不得……
尤其是“外卖小哥苦无社保久矣”，几乎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各种带有“中产凝视”的个人或群体急不可耐、如坐针毡地为此发声，自以为拥有天然的正义，自以为他们代表了外卖骑手的呼声。
直到外卖小哥在这次讨论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新就业群体的真实声音登上了热搜，很多人恐怕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这么想的，原来他们对社保有自己的想法。
一位来自行业协会的参会者，对小哥的发声，就颇有感触地说：
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有一些我们自己认为你们需要的东西，但你们可能感受不深，今天就特别好，我们听到了你们真实的声音，听到了你们真实的需要。
荒诞背后，原因也不复杂。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听取骑手和灵活就业者的内心诉求，只是凭着“我觉得应该如此”的自以为是，以及书本上的一些条条框框，而无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特殊性，以至于成为这个时代的“何不食肉糜者”。
二
外卖骑手为什么不想交社保？应当看到，社保制度设立之初，并没有面临新就业形态风起云涌的时势，社保制度和外卖骑手等群体的需求本来就处于错位。
或许有人说，那之前有农民工啊，但他们忘了，在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集体认知水平的影响下，社保制度并没有充分考量农民工作为社保参保群体的可能性。
说白了，现行社保制度就是基于传统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诉求而设计的。
从上述讨论会的发声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信息。
其一，现行社保设计与灵活就业并不十分相容。养老金有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医保甚至长达25~30年。且不说相当一部分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已人过中年甚至年近五十，本身就不可能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即使是那些90后骑手，也面临着何时不干了回老家等不确定性问题，15年在不确定性面前是一个过于漫长的人生计划。
很多人往往忽视的是，灵活就业天然具有流动性特征，虽说有社保跨省迁徙，但其程序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顺滑，转移的过程常常意味着一部分缴纳金额的损失，而且各地区缴费水平与享受金额不一，新就业群体很可能面临“缴发达城市的高额社保，拿老家的中低额养老金”的窘境。
其二，大多数青壮年劳动者最需要的是医保和工伤，但目前的五险一金必须捆绑缴纳，这意味着劳动者缴纳医保和工伤，还要为自己不需要的其他项目付费。
比如在有的一线城市，目前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已经达到六七千元，这意味着缴满五险需要支付2000多元，就算是有公司给交一部分，劳动者也要付近千元，对于手头本来就不宽裕的灵活就业者来说未免过高。
其三，社保纵有千般好，终究是面向几十年的储蓄或保障，从本质上是一种“延迟满足”。可以说，中产及以上群体有足够的收入“冗余”以参保面向未来，而灵活就业者因为其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倾向于保障当下生活的需求。
对此，批评灵活就业者只顾眼前利益，可能过于轻浮了。
三
如何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保之惑？
这里需要重视两个基本前提。
第一，无论新就业群体对社保有多少想法，人终究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这符合劳动者、用户、平台、监管方，乃至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目前看来，各方对此都达成了基本共识。
第二，任何社保上的制度演进都必须基于新就业群体的真实诉求，而不是舆论的自以为是。如何改，怎么改，改进的幅度，充分改进之前是否暂时不交社保，都要符合这个大原则。
这是一个庞大与繁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时间，我相信没有任何人短时间内可以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针对新就业群体的痛点，切实的点滴之功大于口头上的狂飙突进。
需要强调的是，外卖骑手并非是毫无社会保障，他们只是需要更大的空间去选择适合自己经济状况的保障。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选择的“新农合+职伤险”的保障组合，已经体现出未来社保制度可以探索的一个方向。
根据外卖行业相关调研，目前超过9成骑手在老家购买了新农合，也就是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这种保险的费用远低于职工医保，每年只要缴纳三四百元，但待遇跟职工医保相差不大，因此成为绝大多数骑手的选择。
此外，2022年7月，人社部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相当于是面向外卖骑手的工伤保险，保费由外卖平台全额承担，保障待遇基本对标现有的职工工伤保险。人社部数据显示，目前职伤险已经覆盖731万人，支付待遇4.9亿元。
新农合费用低，职伤险完全免费，也就是说，现在外卖骑手已经可以通过支付远低于普通职工的保费，来获得基本对标普通职工的医疗和工伤保障。这种“按需参保”的方式，比起捆绑缴纳五险一金，无疑更适合职业流动性更强的灵活就业者。
还需要看到，如果是捆绑缴纳五险一金，无论是平台和劳动者共同支付还是劳动者单独支付，都势必会对骑手目前可观的收入水平造成影响，乃至动摇目前外卖行业生态各方利益均衡，从而压缩市场规模和就业机会。
与其一定要把骑手的饭碗和五险一金对立起来，不如给骑手更大的空间，让他们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保障。
比如，可以进一步优化新农合的参保和待遇支付机制，允许劳动者在工作地参保，简化异地报销流程，并在不大幅提高保费的前提下，适当扩大报销范围。
对于职伤险而言，目前当务之急是把更多职业和平台纳入试点范围。如卡车司机、快递员、家政工等，这些职业出现的时间比外卖员更早，工伤风险也不亚于送外卖，仅仅是因为没有外卖员自带的高关注度，其保障情况长期得不到重视，他们是职伤险下阶段试点需要重点覆盖的人群。
事实上，在社保之外，新就业群体面临着一些更有关他们利益的挑战，但这些议题或许缺乏话题性，难以引起关注，反而被社会忽视了。
比如，蓝领灵活就业者的工作年限问题。很多60岁以上的农民工，仍然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家庭现实压力，但往往面临着被清退的命运。
再比如，灵活就业者其实更介意收入问题。他们的很多现实无奈，并非是缺乏社保造成的，而是收入水平造成的。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这当然需要平台企业的主观努力，但更有赖于平台企业经营状况及盈利水平的全面提升。
这其中另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问题是，从网民到用户，中国社会对劳动力的价值存在低估的倾向。
在这方面，快递员和货运司机等职业面对的问题尤其严峻，网购用户对“免运费”等互联网服务充满执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快递从业者收入的提升。这些问题都长期存在，只是因为社会对外卖员的关注远高于其他职业，才一直处于舆论盲区。
舆论对于外卖小哥生存境况的关注，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观念上的整体进步，毕竟，灵活就业群体的人数已超两亿。
但这种关注尤其应当警惕“苦情滤镜”与“中产凝视”，倾听灵活就业者的真实诉求，将他们作为理性经济人来看待，尊重他们的保障选择。
同时，公众的注意力是稀缺的，当外卖骑手成为“流量密码”后，社会对其他灵活就业者的关注度自然就会下降，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困境，他们同样需要被注意到。
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我们的社保制度需要更包容，我们的社会也需要打破信息茧房，少一点自我感动，多一些独立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