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实际差距真的这么大吗？

人均GDP之谜

人均GDP是个玄学，在我们的媒体宣传中，阿根廷是个国民经济反复崩溃的典型失败国家，国内好像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产业部门，可是人家2023年的人均GDP1.37万美元，比中国人均1.27万美元还高，再看看阿根廷上面还有一个俄罗斯，人均1.53万美元，印象中它被美国制裁，样样都依靠中国制造。

再看看人均GDP最高的几个国家中，百慕大群岛？爱尔兰？冰岛？就这？

可你要说这个东西不准，它又是明文写进国家的远景发展目标中的：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般是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的水平，3万到5万美元——到底怎么达到呢？

做投资，特别是做全球资产配置，要对国家经济结构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既不能闭上眼睛当“中必赢”党，也不能忽略了中国尚未充分发挥的增长潜力。

本文就拿两个国家来分析一下人均GDP这个指标的一些特点，包括三个问题：

1. 为什么卢森堡是人均GDP最高的国家？

2. 为什么产业部门健全的中国，人均GDP跟阿根廷差不多？

3. 中国人均GDP跟美国最大的差距在哪儿？

从黄浦区，到卢森堡

要理解卢森堡的人均GDP，可借助我们更熟悉的上海各区人均GDP的特点：

2023年，上海人均GDP前三的区为黄浦（61.9万）、长宁（33.62万）、静安（30.28万），倒数前三的区为崇明（6.19万）、宝山（7.96万）、松江（8.92万）。

最高的区刚好是最低区的10倍，当然，崇明是上海规划的保留地不谈，事实上，黄浦区和宝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绝对没有这么大，为什么人均GDP差了9倍呢？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对于大部分上海白领而言，宝山和松江是用来睡觉的区，黄浦、长宁和静安都是用来工作的区，所以消费创造的GDP一部分留在宝山、松江，工作的所有GDP都留在了“黄长静”，但计算人均时，却把“分母”全部贡献给了常住地点宝山和松江，“黄长静”的人均就被人为拉高了。

上海还有两个典型的反例，普陀区绝大部分都在中环内，但在区域发展规划上，过于侧重居住功能，产业不足；嘉定区几乎都在外环外，但依托汽车产业链，很多人工作和生活都在嘉定，最终，普陀区人均GDP只有嘉定的75%。

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数字游戏，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很多劳动者都住在外国或外区，人均GDP自然就高了。

不过，黄浦的人均GDP可以说高得离谱，几乎是第二名长宁区的两倍，也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区，力压北京西城区，远超坐拥腾讯的深圳南山区，如果单拎出来成为一个“黄浦国”，将超越卡塔尔和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五，所以不只是人口的原因。

还有第二个原因。

一般人对黄浦区的印象是外滩和南京路商业街，但这种景点只是图个城市名片。

GDP按支出法可以分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四部分，消费在同一个城市拉不开差距，政府支出跟人口正相关，真正能拉开差距的只有投资，而金融属于典型的投资相关的产业。

黄浦区真正厉害的是金融业，占了44%的GDP，而号称金融中心的浦东新区仅占比31%。金融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上海的整体数据为例，人均GDP为19万，但金融行业员工的人均GDP达到了184万，以1.8%的人口，贡献了18%的GDP。

所以，黄浦区人均GDP全国最高的原因有两个：金融产值占比非常高，且在此工作的很多人都不算在“人均”内。

而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卢森堡正是这么来的。

卢森堡位于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交界处，以前是欧洲的钢铁之都，拥有全球第一大钢铁公司米塔尔集团，但现在自然竞争不过中国，让位给了宝武集团，目前它的工业产值仅占比11%，真正的第一大产业是金融业。

卢森堡是欧盟第一大金融中心，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由于卢国法律对金融机构非常友好，包括税收减免，资金批准速度快以及披露要求低，导致卢森堡成为了欧盟内部著名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港，大型金融跨国集团也经常把欧洲总部放在这里，包括工行、农行、建行和支付宝。

再看人口，66万常住人口，却另有15万以上的“跨境工作者”，即居住在物价相对较低的欧洲其他国家，但每天到卢森堡和瑞士上班的人，跟住在宝山，工作在黄浦一样。他们不算在“人均”中，至少把人均GDP拉高了20%。

在人均GDP排名前十高的国家中，至少有百慕大群岛、爱尔兰、瑞士、新加坡、冰岛是这两个原因之一；而像卡塔尔这样的石油资源国，其实也是依靠某个资源密集型行业加上很少的人口，达到高人均GDP的。

但这个榜上更多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人口太多了，单一产业托不起来。

还是以上海为例，浦东新区的金融产值是黄浦区的3倍多，但常住人口是黄浦的11倍，所以浦东较高的人均GDP除了金融，还要靠占比24%的制造业，23%的信息服务业，等等。

黄浦可以学卢森堡、瑞士这样的国家，浦东新区的经济结构只能像美国、德国这类大国，而本文要分析的阿根廷，正是在向综合发展型国家的道路上迷失的。

阿根廷的GDP心电图

之前有一种说法是阿根廷的人均GDP是按官方美元汇率计价，所以被高估了，但目前阿根廷的汇率已经趋于稳定，黑市价格只比官方价便宜10%，所以这个理由影响不大。

阿根廷经济发展水平确实不低，是G20的成员国，所以人均GDP一直不低。我们对阿根廷比较落后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他们的GDP波动太大，每隔几年就来一次负增长，像心电图一样。如果我们也像阿根廷这么大的波动，就算总的GDP增速不变，感受仍然非常糟糕。

另一个原因是，阿根廷最有优势的产业是农业和采矿，阿根廷是全球第二大玉米、高粱出口国，第三大大豆出口国，以及小麦和牛肉第五大出口国；而采矿业在矿业杂志《MINING JOURNAL》统计的世界矿产资源排行榜中名列第六。

但阿根廷人口4600多万，是典型资源国卡塔尔的15倍，这两个产业又都是初级品，GDP产出效率有限，加起来才贡献了12%的GDP，而卡塔尔的能源业的占比就高达60%，所以资源再丰富也很难托起阿根廷的人均GDP。

从经济结构看，阿根廷的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7%，30%和62%，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相对而言还是很平衡的；

对比我国，2023年三个产业占比分别为7.1%、38.3%和54.6%。我们的工业生产增加值占比更高，阿根廷第三产业的贡献高于我们。

由于第三产业可以分为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要搞清楚是哪一部分占比更高，则要看看GDP的另一种分类方法——支出法。

按经济部门分类是生产法，着眼于价值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而支出法这个统计角度则是忽略中间品，只看最终的商品是被谁（或者以什么形式）买走了？

支出法把GDP分为四部分：GDP=投资+净出口+居民消费+政府支出。

下面是阿根廷的GDP结构，可以看出，阿根廷确实是个不太靠谱的国家，这四年的变化很大，从净进口变成净出口国，消费支出猛降近8个点。

不过，整体消费支出，包括居民和政府，仍然高达76.3%。

对比一下我国的结构，2023年，转换成支出法的GDP占比，投资、净出口、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分别占比为：43.4%、3.2%、37.2%、16.1%。

巨大的差异体现在投资和居民消费上，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比只有53.3%，居民消费更少。

由于我国跟阿根廷不但人均GDP类似，人均国民收入也类似，可以想象成，阿根廷人的消费开支比我们高了60%，而我们把少消费的钱变成储蓄，最后形成投资。

各国的GDP构成有一个规律，消费贡献占比高的国家，要么是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大部分钱都用来解决温饱问题，要么是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基本都不低于70%，美国更是超过了80%，主要原因是服务产业贡献的GDP更高，阿根廷无疑更接近于后者。

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国家，如果GDP增速较快，往往通过降低居民消费占比，加大投资（储蓄）的占比，这也是亚洲国家的高增速阶段，包括日本、后来的中国和现在的越南印度都会经历的过程。

阿根廷的人均GDP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消费又是发达国家的结构，这个数据体现的反差，很多在阿根廷生活过的人都能感受到：

居民的收入不高，但消费水准不低，动不动就恶性通胀；

农业矿业这些优势产业缺少投资，导致这些资源延伸的制造业欠缺，大量生活必需品要靠进口，常常成为贸易逆差国；

国家福利项目多，但供应水准低下，极不稳定；

政府严重赤字，为了“搞钱”，经常国有化外资投资，虚报通胀率、操纵能源价格。

其原因在于，阿根廷早在几十年前就曾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GDP最高曾全球排名第六，后来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停滞被其他国家超越，但消费习惯却是能上不能下的，福利也是刚性的，很多阿根廷人仍然以发达国家自居，这也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通病。

从阿根廷的例子上可以看出，人均GDP这个指标确实有点问题，特别是在消费支出的计算方法上，可以靠过度消费来抬高GDP，这会导致其中的服务价格虚高。

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我国的GDP被低估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人均GDP被低估了吗？

服务价格的差异，是GDP计算中最受争议的地方。以一次男士理发的价格为例：

西北农村，10块；

上海市中心城区，50块；

美国：300块（换算成人民币）。

同样是理发，生产者付出的劳动都差不多，消费者收获的价值也差不多，但在上海创造的GDP是西北农村的5倍，在美国创造的GDP是上海的6倍，这合理吗？

上海理发价格高于西北农村的部分，主要来源于房租和人力成本，上海的房租和劳动的价值是不是也比农村高很多倍呢？

这就是“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GDP被高估的原因，根据该理论，中美的GDP差距没有那么大。

不过，“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有缺陷的，是不是被高估，就取决于你如何理解“价值”这个词。

商品可以分为本地化和非本地化的，上海的大米跟其他城市差不多，因为大米是非本地化的，上海和西北卖的都是同样的东北大米；而理发这一类服务商品，供给和需求都是本地化的，不同地区的商品不可替代，可以认为是不同的商品，包括了不同的劳动力和地租。

以劳动力为例，为什么理发师要从农村到城市来找工作，因为同样程度的劳动，城市可以给予更高的工资，消费者也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

那为什么城市可以给更高的工资？因为城市的产业资源集约化程度高，通俗地说，大部分商品单位生产成本更低，利润更高，可以分配给员工的工资就高。

理发这种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利润来源于其他产业的二次分配，利润率取决于其他行业的利润率。美国理发师收40美金，并不是理发技术更好，而是因为顾客所工作的其他产业的利润高。所以，也可以说，同样的理发师，在上海的价值链中分配到的价值，高于西北农村——土地也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角度理解“价值”，你也可以认为上海和美国的服务消费的GDP没有水分，那是其他行业高利润的二次分配。

那么，为什么上海、美国这些产业的利润高呢？是因为低利润又可以全球化的行业，在上海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渐渐淘汰了。

从棉花，到布，到服装生产，到服装设计与品牌，到销售，这条服装产业链，利润分配必然是不均等的。为什么不均等呢？因为制造环节可以转移到海外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销售和品牌无法转移，设计表面上可以转移，但它依托的设计师资源又是本地化的，实际上也不能转移。

一个国家想要提高人均GDP，就要不断把产业往人均利润更高的方向上转移，但这种转移又受到人口规模的制约。

小国家可以在人均利润更高的产业中，找到一个自己相对有资源禀赋的领域，比如卢森堡找到了金融业、卡塔尔依靠石油，但人口众多的大国家靠单一产业提升，一定会遇到瓶颈。

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远比卡塔尔丰富，但人口是卡塔尔的12倍，所以人均GDP也远低于卡塔尔，但凭借较大的经济体量，沙特的经济部门更健全。

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健全的产业链，没有之一，但我们的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由于规模太大，我们的产业升级之路上，又处处遇到各种障碍，先进半导体设备不能买，有优势的产品又不能直接出口，我们的人均GDP提升的路径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