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7岁的“数学天才少女”姜萍爆火,并持续在网络上刷屏。姜萍爆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身上中专生的标签。一向被认为是“差生集中地”的中专学校,竟然出现了一个“数学天才”,这十足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并引发出各种热议和猜测。
在这个“谈职高色变”的年代,作为一名中职学校的老师,我想说的是:比姜萍更需要关注的是那群和姜萍同样身份的中职生或中专生。这些被应试教育“筛选”出来的孩子,被偏见包围的孩子,甚至有些是被老师和家长“放弃”的孩子,和姜萍一样需要被发现、被关注。
一群受伤的“知更鸟”
2017年9月,我正式成为一所公办中职学校的老师,你也可以叫它职高、技校或中专。
7年过去了,我仍然还在这所学校,当着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兼中职班主任。
这7年来,我对于职业教育,对于这群被偏见和歧视包裹的中职生,从陌生到熟悉,从误解到了解,从一无所知到如数家珍。
在很多家长的眼里,孩子上普高是第一选择,上职高或中专属于走投无路,中职学校往往处在教育鄙视链的最后一端,也有教师坦言中职学校是为社会兜底的学校。
没进这所学校之前,我和社会上其他人对职高的看法基本一致,倾向于认为上职校的孩子都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他们抽烟、喝酒、打架、文身、“早恋”,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社会上还传言,职高的学校管理往往很混乱,学生基本不学习,天天上课睡大觉;老师也不好好教,都是在混日子。因此孩子上了中专或是技校,基本这辈子算是“废了”,注定前途一片黯淡。
这些针对职业学校的偏见和歧视,在我工作不久之后,像冰雪遇到暖阳一样慢慢消融。如果按照应试教育的标准来衡量,来职校上学的孩子的确学习成绩都很差,但是也有像“姜萍”这样的偏科生。
其次,这些中职生里面的确有一小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沾染了各种各样的恶习,但是没有社会上传的那么夸张,而且大部分学生比较安分守己。
至于学校管理,中职学校的管理一般都采用半军事化管理,比普高的管理更加严格,目的就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职校的老师们也大都非常负责、敬业,课堂上的确有不认真听课、趴在桌上睡觉的学生,但基本不存在网上所传的课堂上“学生睡倒一大片”的现象。
在职校工作7年,我想说说我眼里真实的中职生。他们基本都是留守儿童,他们大多来自农村,他们有的是单亲家庭,有的父母一方有残疾,有的是孤儿,总的来说,他们的家庭都处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的学习成绩的确不好,他们的内心极度自卑,他们的眼神里还带着些许恐惧和戾气,最根本的是他们缺乏爱、尊严和成就感。他们在来职校之前,在应试教育的单一评价标准下,被评判为一无是处的“差生”,被定义为不求上进的学生,被筛选成普通高中拒绝接收的学生。他们被老师歧视,被家长轻视,被社会忽视。
看到他们,我想起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诗《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这些中职生就像诗中那一只只受伤的知更鸟,他们的心里充满了生活的辛酸和生命的痛苦,他们希望被帮助、被拯救,希望重新回到温暖和爱的巢中。
总要有人擦星星
说实话,在职校工作的前几年,我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一开始上课时,我还是按照应试教育的那一套模式来教中职学校的学生,我在上面讲得很投入,但很少有学生回应,常常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我布置作文,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十个有九个是抄的。一些学生不仅不听课,还在课堂上捣乱,不是说话就是做小动作,还有睡觉怎么叫都叫不醒的学生。我越教越感觉到泄气,觉得都是学生成绩太差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最令我感到头疼的是班级管理,才开学没三天,就有3个学生跑来跟我说要退学,原因是军训太累。上语文课,一个学生趴在桌子上睡觉,我让他站起来,他推开板凳,直接坐在地上恶狠狠地看着我。开学一周之后,学校进行心理普查,班内42个人,重度抑郁的3个,重度焦虑的5个……班里心理异常的学生占到一半以上。
我每天早出晚归,像一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守着学生,生怕他们出任何问题。有的学生因为和父亲吵架而离家出走,有的学生因为失恋而自残,有的学生因为手机问题而对我大吼大叫。我觉得自己不像个老师,倒像个随时听候命令的保姆。
我感到很痛苦,我想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李镇西老师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触动了我:要么改变职业,要么改变职业心态。我觉得是自己的职业心态出了问题,我开始尝试改变,尝试换一种眼光来看待我的课堂以及这群学生。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教育专著,并写下了大量的教学反思,2020年,我还报名参加了李镇西老师的教育写作课程。持续的阅读、写作、研究和反思,使我慢慢转变了职业心态,并找回了当初的教学热情。
我向李镇西老师学习,每天都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找一个学生谈心。通过和学生的交流,我发现,他们在课堂上的一切异常行为和表现,其实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学生选择退学,可能是因为他在这里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希望,想着还不如打工挣钱来减轻父母的负担。学生上课睡觉,可能是因为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老师也从来不去关注他。学生无缘无故地发火,可能是一种伪装,也可能是初中时被老师惩罚的应激反应,因为在他的眼里,老师就是“敌人”的象征。学生自残,可能是因为内心太压抑,太缺乏爱,只能靠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
有人说,因为理解,所以慈悲。的确是这样,当我走近这群中职生,了解到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以及过往经历时,我发现他们受到了太多的伤害,这些伤害大部分来自家庭,还有一部分来自学校和社会。
他们的家长忙于生计,根本就不关心他们,有的学生在我班里三年,家长从没主动打过一个电话,我怀疑家长连我这个班主任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们在初中和小学时,因为成绩差,老师几乎不会正眼看他们,他们永远坐在最后一排,受尽冷眼与歧视。他们被校园欺凌、被分数诅咒,种种伤害在他们的身上形成一个厚厚的自卑的壳,他们不敢笑,不敢挺直腰背,他们眼里缺少光,他们的生命里缺少自信。
当我越了解这群职校的孩子,我越觉得自己作为中职学校的老师,肩上其实担负着很大的价值和使命。我很喜欢美国作家谢尔·希尔福斯坦的一首诗:总得有人去擦星星,他们看起来灰蒙蒙。总得有人去擦星星,因为那些八哥、海鸥和老鹰,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想要个新的我们没有。
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擦星星的人,与其抱怨自己的学生是“差学生”,是“坏学生”,不如行动起来,拿起水桶和抹布,把他们变成一颗又一颗闪亮的星星。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被关注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教育,是守护人、成就人的事业,而不是去筛选人、评判人,用冷冰冰的分数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
教育的类型越是多元化,越有利于人的成长;教育的类型越单一,越妨碍人的成长。在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今天,我认为职业教育是对应试教育的一种纠偏,应试教育筛选掉的学生,职业教育把他们托起来,让他们重新回到人生的正轨上来。
当然,职业教育对于家长和学生缺乏吸引力,也不能一味地归罪于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和德国相比,我们的职业教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职业学校必须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优化自己的教学和管理,提高自己的办学质量,让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感受到和应试教育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又非常适合他们的类型教育,激发他们内在的生命力和自信,从而帮助他们实现人生的蜕变。
7年过去了,我教的很多学生毕业了。他们有的在幼儿园当老师,有的做了汽车销售员,有的成了酒店里的厨师,有的自己创业开办了新媒体公司,还有的在准备考研究生。翻看他们的朋友圈,再想想他们刚来这个职校上学时的模样,我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
姜萍同学的爆火,让我想到我教的这群中职学校的学生。他们其实都和姜萍一样,需要被发现、被关注。这个社会有三百六十个行当,就需要三百六十种人才。职业学校里的孩子一点也不比普通高中里的孩子差,他们甚至比普高的孩子更努力、更勤奋、更刻苦。职业学校里也有爱岗敬业、认真负责的老师,他们也在用心浇灌着每一朵生命之花。
姜萍被发现、被关注,是幸运的。希望她的这份幸运能够传递给所有职业学校的孩子们,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被发现、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