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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前最后一天的傍晚，陈春歌坐在工位上发呆。这天，她交完工卡和工作电脑后，才意识到这份工作已经结束了。
她一抬头，便看见杭州多日阴雨之后重新得见的落日。她冲向了工作时不曾踏足过的公司露天平台拍照留念。此时太阳已经落下，只留下满天的霞光和绚烂的云彩。
陈春歌感叹自己曾经只是每天窝在工位上，对周遭的风景视而不见。“反而到了最后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一看这样的风景，心里有了一点点的安慰和释然。”那一刻，她感觉到自由。
陈春歌拍摄的落日余晖|受访者供图
25岁的浙江人陈春歌，一年前抱着“离家近”、“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平台”、“能学到东西”的想法，与男友一起从深圳跳槽，来到杭州的互联网大厂。初来杭州时她说，“杭州对我来说像是另一个家”。
但当工作毫无边界地入侵她的生活，杭州这座城市对她来说也变得毫无意义，大厂的光环无法给予她热情和期望。她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决定裸辞。
同样，在杭州硬撑了四个月，28岁的肖茂觉得自己连过好当下都很困难，更别说实现他来到杭州之前所畅想的未来：在杭州买房落户，生活在绿化程度更高的环境里，长久地定居下来。
近几年来，互联网相关产业迅速发展的杭州，成为北上广之外最受关注的城市：这里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能提供比北上广深更有性价比的生活，这里的创业公司更欢迎年轻人。因此，很多像陈春歌、肖茂这样的年轻职场人来到杭州，成为“杭漂”。他们期待在这里收获工作上的成功，实现个人价值，也能享受杭州让人舒心的风景，闲适惬意的生活。
而当他们开启这场换城生活的旅程时，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也正在发生，他们也会因此获得另一种人生的转变。
来杭州，寻找新机会
来到杭州生活、工作的人们，大多是看中了杭州的发展潜力，选择杭州作为职业发展的起点或跳板。
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及其团队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23》研究报告显示，在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之中，杭州的城市发展潜力位居第五，仅仅排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四座城市之后。
三十一岁的浙江人石志忠一毕业就留在了杭州工作，在职场上一路摸索，做过食品行业的销售员，卖过保险，也在广告公司干过商务，最终在新媒体商务这条赛道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杭州也为当时初入职场的他去试错不同行业，提供了机会。他说，“杭州的创业公司很多，新兴行业入行门槛也相对较低，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杭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杭州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生39.7万人。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77岁。杭州对于年轻人来说拥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而入行门槛低，也意味着在杭州人们拥有更多进入新行业的机会，再对比北上广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房价，杭州成为了一个更有机会安居落户的地方。
工科专业毕业的崔瑾在北京做了一年碳核查相关的工作后，就看到了其所在行业的天花板，决定转行。“我打开杭州的招聘软件，发现‘电商数据分析师’这个岗位对专业要求并没有那么高，相对来说发展前景也比较好，而且杭州也很有电商氛围，所以我就把这个岗位作为转行的目标，选择来杭州工作。”2020年崔瑾入职了一家杭州的电商代运营公司，以她在北京腰斩的工资，拿到了一张转行的入场券。
肖茂也是来杭州寻找新机会的。之前，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视频编导。2023年开始，公司的经营状况变差，有时一个月都开不了一单。面对这样一个天天闲到发慌的工作，肖茂开始焦虑了。“长远来看，我也知道我总有一天会离开，在这里我买不了房，也不可能有户口。这些年身边很多同学、朋友也离开了北京，但我一直都没找到离开的机会，也狠不下心来做决定。”
2023年年底，肖茂终于下决心辞掉了原先的工作，入职了杭州的一家电商公司做文案策划的工作。
肖茂在杭州租的房子|受访者供图
钱江的潮水，变了方向
六七年前，随着互联网行业汹涌澎湃的发展浪潮，以及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大批驻扎，让杭州成为北上广之外另一人才聚集地和人才流入地。但身处杭州多年的人却发现，潮水的方向正在悄然改变。
2020年初，林筱然从北京的后厂村跳槽到了杭州的西溪路。在后厂村待了6年的她已经很难有职位上的晋升了，所以她下定决心要换工作。花了三天时间，她就拿到了杭州互联网大厂的offer。
但来到杭州后，她发现相比之前自己能够靠业绩表现拿到较好的绩效奖金，杭州互联网大厂的环境有些糟糕，职场里讲人情、论资排辈的情况很严重。“你需要和领导搞好关系，才能有更好的绩效。绩效不能体现你的能力和价值了，它只是一种管理的工具。领导对于绩效的评定不止考虑你的工作表现，还会考虑你这个人的稳定性、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想要拿到好的绩效，林筱然发现自己需要给领导提供更多的情感陪伴，陪吃饭、陪逛街，还要陪领导聊八卦。同时，她也感觉到这种所谓的“向上管理”变成了一种硬性要求，很多人被迫加入到这种阶级感更分明的关系模式中。职场的包容性在慢慢变差。“如果你和大家有不一样的表现，比如不陪领导吃饭，就会被看作是‘异类’。”
林筱然不喜欢被强制要求为领导提供情绪价值。她总是在饭点找借口离开，一个人去健身或者休息，变得没有以前那样开朗了。“在杭州的这四年，我从E人变成了I人。”林筱然感叹道。
“我身边还有同事为了讨好领导，去领导家里帮他的宠物铲屎呢。”对于互联网大厂里这种风气，陈春歌也深有感触。但不想要打理人际关系，只专注于工作，提升自身的工作能力，她又会发现，现在的工作内容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回想起去年下半年在做业务的半年规划时，她作为最底层的执行人员，一遍遍地修改PPT。这只是因为在层层汇报的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层级的领导对某个细节提出了异议，她就要重新修改一版。
在这样层层审批、组织架构庞大、效率低下的工作里，她有时觉得自己挺无助的。“这些活我又不可能不干，但我干了又觉得没什么意义，对公司的业务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我只是为了保住我的工作，我需要干一些活，证明我的存在。”
在互联网大厂一步步获得职业发展和晋升，变得越来越艰难且无意义。而是否离开，对于很多大厂员工来说，又是一道非常复杂的选择题。
近两年，各大互联网公司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就连阿里也不能幸免。2023年，阿里还进行了近年来最大力度的人力制度改革，让原本可以随着职级晋升稳拿高薪的员工，之后将随着业绩波动动态调薪。这一改革也形成了高薪员工集体降薪的趋势。
裁员、降薪等不安定因素也影响着很多人对工作的态度。陈春歌发现，身边通过校招方式进入大厂的年轻同事不再怀抱着“要在这里获得长远发展”的心态。他们只是看中了暂时的高薪高福利，以及杭州一些针对应届毕业生的福利政策，只把这份工作当作赚钱的途径，随时准备跳槽。
卷不动，又走不了
在杭州，大厂的风云变幻像一片还未下雨的乌云笼罩着互联网行业的所有人。而在乌云之下，工作的内卷和压力更让人感觉到窒息。
今年的清明节假期，当陈春歌已经请好3天年假，和父母一起前往丽江玉龙雪山游玩时，一个紧急的工作消息将她又拽回到了工作中，要她立即修改一个方案。她只好带着电脑在旅行车上，在玉龙雪山脚下，随时待命回复各种消息。但当她休假结束，回到工作中的时候，她发现方案内容又变了，她在雪山下加的班、赶的工都白费了，所有事情全部推翻重来。
“我当时真的太崩溃了。而且我这次是带父母出去玩，他们看我一直在加班，也没说什么，只是安静地陪着我，但我心里真的很愧疚。”陈春歌感觉自己被绑在了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上，一切都只为了公司利益考虑，而她身在其中完全无法兼顾自身的正常需求，比如按时下班，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休假、正常的社交。
项目结束后，陈春歌获得了一个不好的绩效评定。这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她每天止不住地想哭，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就在工位上哭起来。当她终于拖着自己沉重的身体去医院时，被检查出患上了中度抑郁。
肖茂在工作中也体会到了这种不被尊重又非常无助的感觉。在杭州工作的四个月里，肖茂被调动过两次岗位，第一次是当公司订单爆仓、人手不够时，他被调去做了一段时间的客服工作，处理他并不熟悉的用户投诉；第二次是原先的文案岗位被人顶替，他又被转岗到了视频编导的岗位。
让肖茂更加无法忍受的是大小周制度以及公司随意解雇员工的态度。“这里感觉很没人情味，老板不会想到要为员工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员工福利。他就觉得你是来干活的，干不好就走人。”四个月的时间里，肖茂所在的部门就有十个人离职，没有人入职超过半年。
在这样的环境中，肖茂也想要离职。但迫于一时找不到工作，也害怕太短的工作经历让简历变得不好看，他还是挺着，坚持了四个月。
生活在杭州滨江区的肖茂拍到的城市风景|受访者供图
离开还是留下，用脚投票
工作的重压之下，人们渴望做出一些改变。而做出决定的瞬间，可能只是因为有了更多的比较，和更多的选择。
在电商代运营公司待了一年后，崔瑾发现在这样的公司里工作并没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且公司为了赚钱还在不断压低人力成本，把员工当作一种可以不断消耗的资源。“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当一个廉价劳动力。”
于是，崔瑾开始着手找新工作，准备下一次的跳槽。而在投递简历的过程中，她发现在杭州，除了互联网大厂和一些上市独角兽企业，更多电商企业偏向于服务型。她担心自己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依旧会成为那个“乙方中的乙方”。
在杭州工作了五年，石志忠也面试过大大小小十多家公司，其中包括广告公司、新媒体公司、MCN机构。面试过程中，他感觉到杭州创业公司的老板身上都带有一些草莽的气息，谈起业务来也都只谈一些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真正有品牌经验的老板不多。同时，他也意识到，在业务体量较小的MCN机构工作，自己并不能获得职业上的成长。
根据亿邦智库发布的《新电商之都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杭州已形成了梯队化的电商产业布局，在运营服务方面，杭州共有电商运营服务企业130余家。在营销服务方面，杭州已拥有相关企业2000余家。
而对比上海，官方数据显示，2021至2023年，4500多个品牌在上海举办首发活动，上海引进各类首店累计3366家，亚洲级别以上首店37家。目前，上海已集聚10家千亿级电商平台，19家百亿级电商平台。
因此，当崔瑾同时收到了来自杭州和上海两家公司的offer时，她选择了薪资翻了一倍的上海offer，放弃了还在执行大小周的杭州offer。
石志忠也在杭州和上海两边面试后，选择了上海的工作。谈及原因，他说，“杭州很多公司连五险一金都交不全。这会让我感觉这些公司很不合规，我也会有不安定的感觉。”
换一座城市，换一种生活态度
从北上广来到杭州，再回到北上广，从起点出发再回到起点，其实很多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峰回路转的变化。换城生活的过程也是一种探索的过程，探索出人生更明晰的方向。
在杭州公司做了一天的视频编导后，肖茂就辞职了，选择回到北京。当他回到原先的公司，依旧做着原先的编导工作时，他的焦虑像是被治好了。“我之前会把杭州想得很美好，随时想离开原来的城市，但真正离开以后会发现，其实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所以，我现在只想过好当下，不去想那些让我焦虑的事情。”
肖茂拍摄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受访者供图
林筱然在杭州生活了四年后意识到，不管自己是住在杭州的留下街道，还是北京的回龙观，生活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出于职业发展上的考虑，她还是选择回到北京工作。
离开杭州时，她似乎更坦然了一点。“杭州的这段经历除了在工作上给予我成长之外，还让我意识到：我不再惧怕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了。”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子和生活后，她感觉到很安心。
陈春歌辞职后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她也意识到，“大厂的工作说到底也只是一份工作，为了这份工作，何必呢！”刚离职的这段时间里，她久违地听到了朋友对她的夸赞。“你看，你已经把自己的小猫养得很好了，你已经很棒了！”一句小小的夸奖给予她饱满的正能量，让她久违地认可了自己。
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搬到另一个城市，挑战另一种生活方式，寻找更多的人生可能性，本身就是一次冒险。而对这些离开北上广，来到杭州，又再次回到北上广的人们来说，他们只不过是冒险结束后，选择回归到自己原先的轨道。在这过程中，他们对工作祛魅，打破了对财富神话、成功人生的幻想，也认清了自身所处的现实，找到了生活下一步的方向。
乌托邦并不存在，但人生依然可以享受冒险。这是很多杭漂年轻人最终发现的一个道理。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