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应成为“内部版的欧盟”

2017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提出“研究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工作时提出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时间，“粤港澳大湾区”似乎也成了一个热词。近日，郑永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被问及一个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之于新一轮改革开放有什么意义？以下是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见解：

郑永年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中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和维护港澳繁荣稳定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更是国家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能只对标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更要借鉴欧盟、北美自贸区的经验。通过借鉴欧盟经验，中国可在粤港澳之间探索设立更高效便捷的协调机制，并推动国家和地方立法，保障湾区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

不只是经济项目

《21世纪》：国家将“粤港澳大湾区”列为“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义？

郑永年：我个人认为有三大重点任务：

一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十九大报道对国家有两大基本判断，即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随之转变。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明中国将淡化经济增长目标，转向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将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二是制度建设。十九大新成立了一个依法治国领导小组，这和十八大成立的深改领导小组是具有同等含义的，甚至意义更重大。深改领导小组的成立是为了社会各方面的经济改革，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制度建设。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比经济建设更重要。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当然还有很多改革的空间，但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以法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制度的建设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还是要围绕制度建设来进行。

三是解决港澳台问题。国家统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谈“中国崛起”“中国梦”，但如果国家没统一，这个“中国梦”是不完美的。中国要维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而解决台湾问题更是考验智慧。

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的话，我们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具体意义就会有更高的理解。现在大家谈粤港澳大湾区，有不同的提法，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和其它国际湾区的对标，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要强调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还有国家层面、世界层面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国家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是中国开放力度和政策的提升，也是解决当今国际社会发展困惑的创新之举；既可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可以为促进国家统一准备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从中长期看，粤港澳大湾区这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更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探索法治和文化政治基础。

我们看粤港澳大湾区，不能只看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因为这些湾区是最基本层面的东西，我们更要看欧盟、北美自贸区的经验。欧盟的理念是值得肯定的，对早期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绝大部分的推动作用。欧盟是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体，没有高于主权国家的组织，欧盟的议会只有部分权力，各个主权国家都不能放弃它的主权，所以这些年欧盟内部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粤港澳大湾区比欧盟更有优势，它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协调的，可以建设成为世界最好的自由贸易平台。

港澳要探索协调机制

《21世纪》：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

郑永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未来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12000美元，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只要接下来几年能够保持年均6.5%左右的经济增长。

要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还是需要另外找新的增长来源。可以从城市群建设这个角度来寻找，也可以从现在自由贸易区的角度去考虑。

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到了建设自由贸易港。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中国的全面开放。中国要全面开放，这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如果广东建设自由贸易港，就相当于把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扩大到更广阔的空间。需要探索一种市场化的机制，使得广东的自由贸易港和香港这一自由港更加深入融合。

无论京津冀也好，长三角也好，国内都在搞经济平台，在此方面，中国国内本身就竞争很激烈。这是正常现象。但粤港澳大湾区比长三角和京津冀的条件更独特，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体制，这是优势，尤其是有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包括11座城市，涉及三个独立关税区。如果以欧盟为参照物，应该怎么样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合作？

郑永年：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湾区内的各个城市之间可以制定一系列经济合作和整合协议，甚至包括市场规则和法律适用。内地的专业劳动力市场、服务业等都可以向香港和澳门开放。如同欧盟内部那样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香港和澳门的劳动力可以自由地在湾区就业，这就解决了年轻人的事业问题。

湾区的各个城市在住房政策上也可以相互协调，使那些在香港和澳门买不起房子的年轻群体可以在湾区的任何一个城市购房，甚至在土地政策上也可以进行协调。对内地来说，香港和澳门劳动力的加入有助于内地服务业水平的提升。这将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考虑到香港方面开始阶段可能有所顾虑，香港向内地开放可以一步步来，内地先向香港的开放则可以一步到位，吸引有创新精神的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工作，发挥他们的创新精神。

在中央政府牵头下，要探索在粤港澳之间设立更高效便捷的协调机制，并推动国家和地方立法，充分保障湾区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充分协调经济、法治与社会建设，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地区的整合和融合。这方面，可以深入研究欧盟在社会经济体制整合方面的经验，探讨湾区各城市之间社会治理制度的对接和整合。

这可以从具体的经济合作项目开始（香港与深圳正共同开发河套地区，是例子之一），逐步扩展到湾区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服务业的自由流动、政府所提供服务的自由流动，到最后居住空间的自由流动。社会制度安排也向香港开放。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整合和社会整合关联起来，充分把经济整合的优势扩展到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