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几年,一二线的大城市一直在限制人口,而三四线城市一直在吸引人口,但这也没能阻挡人们往大城市的迁移。有人说城市规模和环境污染有着正相关的联系,人们总认为,人多的地方污染也多,但是经过调查,这样的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本文作者的观点是,“人口规模导致城市环境污染”的说法并不准确,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才是污染的主要来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反而可以作为城镇和其他地区的环保榜样。
全球范围内人们普遍存在对于大城市的厌恶,在中国更是如此。然而,形成悖论的是,尽管很多人声称不喜欢大城市,但从数据上来看,人们却仍然在向大城市迁移。更为有趣的是,很多声称自己不喜欢大城市的人,恰恰居住和工作在大城市,并未见他们离开。
人们总是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主张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特别是,对于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们,主张控制人口,意味着别人离开和自己留下。而在各种主张控制城市人口数量的主张中,其中一个就是,认为大城市不利于环保。其实,未必。
“人多,更污染”的理论经不起推敲
直观上,人们普遍认为,城市规模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而一些大城市的确存在空气以及水污染的现象。城市规模和环境污染,二者看似存在因果关系。
然而,事实却未必真的如此。人多导致污染严重,之所以有这个刻板印象,可能只是因为大城市的污染比较受人关注。比如说,在华北地区出现大范围雾霾时,并不是说北京的情况比别的城市一定更严重,而只是北京更受到人们关注。事实上,近年来北京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而新疆的一些中小城市却登上了空气污染排行榜。
从国际经验来看,历史上,诸多国际大都市,也都曾在二战之后出现过环境恶化等问题,甚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1952年12月,伦敦市因空气污染,死亡人数达1.2万人;1955年9月,在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中,两天内因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老人超过400人;1966年仅感恩节一周,纽约因雾霾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60人;1970年冬季,东京约2万人因光化学烟雾患了红眼病……
造成这些骇人听闻的公害事件的,是工业污染,是汽车尾气排放,而不是人口规模。实际上,除了伦敦和纽约曾短暂出现过人口数量下降,洛杉矶、东京等城市人口规模一直在扩大,而这些地区如今的环境状况却得到了极大改善。
改善环境主要靠的是立法和管制。1956年英国颁布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案》,日本1968年出台《大气污染防止法》,美国1970年颁布《清洁空气法》。各国纷纷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由高污染的燃煤转向更加清洁的天然气;进行技术革新,应用更高效的减排设备,等等。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作为人口集聚地的核心大城市上,人口增长也未必造成更严重的污染。人口在向城市不断集中的过程中,服务业迅速发展,技术不断创新,二者都有利于城市变得更清洁。
人口多的城市,通常也具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在这里,公共交通的发展更具有规模经济。比如,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够建设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结果就是人们在大城市更多地利用公共交通出行,这也有利于生活排污的减少。
城市人口和污染排放关系很弱
空口无凭,我们的研究利用中国城市一级的数据给出了实证上的依据。分别看城市工业废水、工业废水化学含氧量、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粉(烟)尘、生活废水、生活二氧化硫,以及生活粉(烟)尘八类污染物,在不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城市人口总量与排污总量总体呈现较弱的关系。其中,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粉(烟)尘、生活二氧化硫和生活粉(烟)尘这四个指标,几乎和城市人口规模没有什么关系。
工业废水、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这三个污染指标中,人口规模与污染排放呈现正相关,但人口规模仅能解释这个指标变动的0.12~0.30。唯一一个与城市人口规模强相关的指标是生活废水,两者关系的斜率也明显小于1,这本身就说明,污染物的排放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控制了一系列城市经济发展变量(特别是城市GDP规模)后,城市市区人口与八类污染排放量均不再相关。(本文相关实证依据,请参阅:郑怡林、陆铭,2018,《大城市更不环保吗?基于规模效应和同群效应的分析》,《复旦学报》,第1期,133~143页。)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口规模导致城市环境污染”的说法并不准确,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才是污染的来源。
此外,对以上八类主要污染指标来说,人口规模的系数也都远小于1。这说明,即使城市人口增多会增加污染排放总量,污染排放的增速仍小于人口增速。这意味着,将一个人放在小城市造成的污染要大于大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反而有利于减少整个国家污染排放,除非放弃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城市减排存在规模效应。这种规模效应,既可能来自环境更加友好的生产方法,也可能来源于先进的污染处理设备和技术。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是相辅相成的,在大城市中,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每个人分担的污染治理的成本减少,人们能以更少的花费达到同样的减排效果。
这样一来,就不难明白,疏散人口即使短期内可能缓解城市压力,也会损害城市发展的原动力。1944年伦敦制定的《大伦敦规划》,拟控制伦敦市区蔓延,引导产业和人口外迁。然而,随着大量中产阶级的迁出,伦敦内城两极分化严重,逐渐衰落。现在,伦敦又重新回到振兴中心城区的道路上来了。
总之,试图以控制人口规模来减少污染,如果不是缘木求鱼,至少也是因噎废食。
城市还是学习环保的地方
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一些农村进城居民抱有偏见,似乎他们在环保方面的意识和习惯不好。即使这真的是个事实,也不能仅因此而排斥农民工进城定居。万事万物皆有利弊,不能因为部分移民的不良行为,而放弃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相反,人是可以被教化的。
而城市恰恰是人们学习环保的地方。在劳动力移动的过程中,由于居民间相互监督、交流、学习,以及对个人名誉的重视等因素,新移民往往会受到原住居民的影响而不断趋同。我们的研究显示,人口更多的城市,人们的环保行为和环境知识水平的确更高。
若环保意义和行为的相互学习机制的确存在,迁往大城市居住的新入居民,最终会实现更高的城市环保行为和知识水平。在这个同化的过程中,人口集聚实际上会带来全民素质的提升,迁入地城市污染问题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通过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与城市人口数据合并分析,我们发现,人们的环保行为和环境知识水平与同街道其他居民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所在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正相关程度越高。这主要是通过教育和收入的渠道来实现的。人口越多的地区,居住者的平均教育和收入水平都更高,对环境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将间接改善人们的环保行为以及提高环境知识。
我们还发现,城市规模与迁移个体所受同群效应的相关性仅在迁入初期有所体现。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新入居民不断融入新环境,环保行为和知识水平不断向原住居民趋同。我们还发现,人们在环保意识和行为方面的学习效应,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多的城市更强。现实中,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人与人之间更密切地交流,更能促进人们行为和知识的趋同。
城市环保,应重治理
我想告诉读者的道理是,人口增长并不是城市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人口集聚甚至能改善城市环境问题。从国家的角度看,给定国家的总人口,通过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让人口在市场机制之下向大城市集中,不仅能更有效配置资源,而且能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全国的污染排放。同时,在大城市内部,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生产和生活上的减排,是城市发展的关键。
从公民个体看,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聚,除了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强的学习效应。在环境方面,也能够通过学习,在大城市获得更高的环保行为和知识水平。在全国层面,这实际上有利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面对不断增多的外来人口,大城市的政府与其将公共资源用于控制人口规模,不如通过调整生产、生活方式,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积极地应对城市人口增长给环境带来的挑战。换句话说,城市环保,与其控人,不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