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网红地下室”：一面映出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镜子

1966年，一个名叫科尔曼的人向美国国会递交了《机会均等调查研究》报告，此报告是科尔曼带领的研究小组经过一系列大规模的调研，收集到美国各地4000所学校60万名学生的相关数据后加以分析整理得到的。

谁料，这份又名《科尔曼报告》的内容让美国人惊掉了下巴。在这之前，他们只知道黑人学生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而且越往后差距越大。就连科尔曼本人都曾经以为，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的办学条件。然而调研结果显示，黑人学校与白人学校在校舍设施、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其实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大；真正造成黑人学生学习水平较低的原因并不在于学校的物质条件，而是学生的家庭背景。

于是，科尔曼得到这样的结论：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在这里的家庭背景同家庭的富裕程度有关，由此也同家庭、社区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尔曼报告》的结论也可以解释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根源在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经济和文化地位的不平等。这也为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追求教育机会均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教育政策的整体方向。

其实从古至今，人类从来就未曾停止过对教育平等的追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提到，每个公民，不分男女，从幼年开始就要受教育；孔夫子也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然而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事关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引人瞩目。

我们不妨从最近横空出世的北京“网红地下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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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霸屏多日的“网红地下室”来自北京爱民里小区。之所以会火，是因为91.3平米的居住面积居然以1050万元的价格成交——花这个价格买一套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住房，也着实是“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可这并不是个例，只因为此小区是西什库小学的学区房，孩子如果能够入学，不仅能享受到英语和法语的教学环境，还能直升大名鼎鼎的北京四中。

这与前几年北京名噪一时的“10平米价值150万的学区过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断刷新着国人的认知。

追本溯源，一切都要始于“就近入学”制度的问世，早在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就有涉及。不过，“就近入学”并不是指到离家最近的学校就读，而是指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公办学校的资源配置状况和义务教育适龄学生的分布和需求状况，合理规划和确定本区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范围和招生人数，为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提供“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

其实，实施“就近入学”的初衷在于为孩子们提供上学的便利，推进义务教育均等化发展，并减少学生家长择校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近入学”本应是公平的。

然而，这些只是理想中的事情，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

不同区域内的中小学办学条件与资源配置参差不齐，而重点学校的存在又有其历史原因。1962年，教育部就明文规定，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同时，重点小学毕业的学生有大概率进入重点初中继续求学，进而凭借较好的升学率继续吸引优等生入学，无形中加剧了不同学校之间办学质量的“马太效应”，好学区与差学区便由此形成。

比如著名的人大附中，其知名度甚至盖过了人民大学。有两个段子可以形象地刻画出人大附中的优质程度：

人大附中的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会说一句话：“平时不努力，高考去隔壁。”

人民大学的学子时而会自嘲母校为“中国人民中学附属大学”。

回头再看“就近入学”政策，其背后必然蕴含着运气的比拼：如果孩子生在一个好的学区，他就可以上好的学校；假如生在一个教育质量落后的学区，他或许便只能接受现实。

当然，如果他的家庭条件足够好，父母便可通过购买学区房来弥补这一先天不足。可是僧多粥少，人人都想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接受最优质的教育，但优质学校的数量就那么多，不可能阳光普照。于是在市场经济供求关系的驱动下，学区房开始疯狂涨价。在北京，但凡拥有“学区房”标签的小区，房价均比同路段非学区房的贵出一截，单价动辄9万、10万，最离谱的时候甚至出现过20万～30万每平米的成交价。

在这种环境下，孩子的入学俨然彻底演变为家庭地位与父母财力的比拼甚至战争，有钱有势的人家，孩子便可高枕无忧地接受上等教育，而那些经济基础相对较差的家庭则会被彻底拒之门外。

原本是为了教育公平的“就近入学”，现在却成了最不公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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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印度宝莱坞电影开始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三傻大闹宝莱坞》到《摔跤吧，爸爸》，从《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到《神秘巨星》，每一部影片都给国人留下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前不久，又有一部名为《起跑线》的宝莱坞影片震撼了国人。该片讲述的正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为了让孩子能够从小就获得最好的教育、走上人生巅峰而绞尽脑汁择校的故事。影片中的那位教育中介说的话，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你们不接受训练，那孩子就不能进好的幼儿园学校了，如果她进不了顶尖的学校，那她就进不了我国任何一家好的大学，如果她的履历表上填写的不是好的大学，那她就不可能进跨国公司上班。”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优质的教育可以塑造一个人强大的竞争力，可以帮助一个人在未来走向社会时抢占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相信这也是普天下家长都信奉的一个真理，印度如此，中国也如此。可是，首先你得有资格享受到这种“优质的教育”才行，这便涉及到前文所说的“教育机会均等”。按照瑞典著名教育家托尔斯顿·胡森所说，所谓的“教育机会均等”应有下列三种涵义：

1. 起点均等：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都可以进学校，使所有的人入学机会平等；

2. 过程均等：即学校提供的条件、设备、教师等方面水平差不多；

3. 结果均等：即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取得成功的机会。

其中，起点均等又是教育机会均等的第一要务，尤其是入学机会方面，不能因为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种族性别和家庭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聚集着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但却不是那些家庭背景平平的孩子有福消受的；四五线城市家庭、农村家庭与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唯一能够被寄托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途径便是教育，然而经济实力的桎梏与好学校的稀少，却让他们几乎从来到世间起就已经注定了一生的命运，只因与优质的教育绝缘。

这便充分体现出“入学机会不均等”的客观与无奈，更是所谓“起跑线”的真谛所在。一步踩不上点，步步节奏不对。可怜天下父母心，不是爹妈不懂这个道理，而是真正实践起来却经常力不从心。

2017年的北京文科高考状元熊轩昂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令人印象深刻：

“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

……

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通俗来讲，就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

……

我父母是外交官，怎么讲呢，从小就给我营造一种很好的家庭氛围，包括对我学习习惯、性格上的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起跑线》中的夫妻二人，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跑遍了当地最优秀的五所学校中的四所，却没有一所同意录取。当他们万念俱灰地去问教育中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对方答道：“你们的孩子没问题，是因为学校不想录用店铺老板的孩子。”

某种程度上来说，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也在加剧着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阶层固化。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认为的，教育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而教育在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的过程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恰恰在于家庭背景的差异。

3

可是，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情况，并不是教育领域独有。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在其巨著《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分析全球20多个主要发达国家过去约300年的数据，发现由于资本利润和其他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快于工资收入的增长，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持续上升。而纵观全球财产差距的300年历史，往往是1%的人群占有20%以上的社会总财富，亦或是顶部10%的人群拥有60%～90%的财富。

皮凯蒂还发现，真正通过诚实劳动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人群，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存在，唯一可能来自于资本利润或投资所得。因此，如果没有极高的财产存量，就不可能实现极高的收入水平。由此，皮凯蒂认为，极高的财富水平只有两种来源，一是上一代的遗产，二是统计上不可能发生的随机偶然事件。

也就是说，如今这个时代成为富豪只有靠遗产所得或随机事件两种可能，“通过劳动、努力和才能去获得（经济上）巨大成功的年代”已不复存在。

之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收入增加最多的是占总人数十万分之一的顶级富豪，其每年的财富增长率超过10%，而中间40%的人口和底层50%的人口收入每年增加只有6%和4.5%。按照复利计算，30多年后，顶级富豪、中产群体和底层人士的收入分别会在第一年的基础上增长31倍、8倍和5倍。

“贫者恒贫、富者恒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客观规律，而“代际继承效应”在这里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代际继承效应”是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概念，用以描述前后两代人中，后一代人受前一代的影响并很难脱离上一代人的社会特征。比如，低收入阶层的儿女，在自己的一生中受到贫困和社会地位地下的父母的影响，在受教育、工作等方面得不到足够的与富裕阶层平等的待遇。

说白了，“代际继承效应”与“拼爹”基本上可以划等号。

这本身就是一种机会的不均等。更有甚者，在中国，这种机会不均等的表现还远非“继承遗产”那么简单，至少还要囊括以下三方面：

1. 权力的垄断与世袭带来的寻租普遍，导致竞争机会不均等；

2. 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导致贫富阶层发展机会不均等；

3. 长期的二元体制，让公民享受的权利不均等。

这些，也同样可以解释“伊斯特林悖论”在我国的发生，即虽然国家经济不断发展，人均收入普遍增加，但老百姓的幸福感却并未随之同步提升。

对于不公平中弱势的群体来说，想要冲破现有的枷锁，读书似乎依旧是最佳方式。可是，教育机会本身也存在着不均等，这又当如何呢？

好吧，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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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处于人口红利衰减期与人力资本红利开发期的交接时间点，能否挖掘出更多高知识、高素质、高技能的适龄劳动人群，将关系到国家人口和劳动力“以质量换数量”的新红利期会否来临。在这当中，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又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竞争的愈加激烈，越来越多的人才正在被迫切需要着。

因而，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亟待改善。

《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认为，代际层面的不公平会导致正义问题的产生，而这个正义问题也需要通过一种正义的制度来实现。就像当年的美国国会，在充分吸收了《科尔曼报告》的精髓后，便推出了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校车计划”，并促使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的修改以及种种“补偿计划”的出台。这些都是很好的借鉴。

目前，我国一些地区正在积极推动着教育资源均等化的进程，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仍以北京为例，部分城乡一体化学校可以跨区招收城区学生，从而改变了过去郊区学生流向城区的单一趋势，实现反向流动；同时，市内不少重点学校也在致力于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整合，例如实验二小、北京小学等老牌名校均在不同地段建设分校并从本部派遣名师前去任教，而四中、八中等市重点中学也合并了一些普通中学，以推动后者的教育资源共享。

不过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这些真的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