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与转型：禁令下的电子垃圾拆解第一镇

电子垃圾拆解“第一镇”

清晨6点10分，很多人还在睡梦中，贵屿下起蒙蒙细雨，凉意和空气中混杂的淡淡刺鼻气味一同袭面而来。

5月初的这个早晨，陈启耀骑着一辆带蓬摩托车，穿梭在平日里镇上最繁华的“陈贵路”上。经过两个路口，当刺鼻子的气味更浓烈的时候，就意味着到了“五百亩”产业园——一个废弃机电产品交易、拆解的“大集市”。

“五百亩”产业园全名是“潮阳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从面积上看，“五百亩”产业园其实远不止500亩，规划面积达到2500亩。只不过是在建设一期500亩园区的时候，这个名字好记又简单就被贵屿人广泛使用。

产业园还未建立起来之前，贵屿曾有超过10万人口从事电子垃圾拆解。《贵屿镇建设再生资源专业镇实施方案》显示，2010年全镇废旧电子电器、五金、塑料回收加工利用达220万吨，产值高达50亿元，成为著名的电子垃圾集散地。

但与财富相伴而来的是环境污染，贵屿的环境污染问题一度受到广泛的关注。

电子垃圾成分复杂，富含铜、锌、铅、汞、铬、镉等多种重金属，以及各种塑料、调色剂、表面涂层等。由于电子垃圾的不恰当处理处置，其所含有的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大量进入环境，由此诱发大量环境和社会健康问题。

“五百亩”产业园里的交易装卸场，这是贵屿唯一可以交易电子垃圾的地方。图：梁宙/摄

贵屿一度是全球电子垃圾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随着贵屿的污染问题被媒体曝光，政府的环境政策持续加码，从2014年开始，废弃物拆解商户们陆续搬进了“五百亩”产业园。园区里只有装卸场可以交易，交易时需要集中登记，并禁止在其他地方交易。

陈启耀是土生土长的贵屿华美村人，精干、肯吃苦，无论春夏秋冬，几乎每天都是6点出头就来到“五百亩”。时间一久，他练就出一个本领：不需要闹钟，每天醒来眼睛一睁开就是6点。

工人一般在7点后上班，6点多到园区的除了搬运工和放货的人，很多都是园区商户老板，他们要早早进货。陈启耀就是园区中的一个商户老板，他做废弃电脑硬盘生意。据他估算，“五百亩”里面像他这样做废弃硬盘生意的商户有40多户。

每天到了园区，陈启耀都会提着剪刀到园区内的交易装卸场转上一圈。“装卸场就像一个大菜市场，只是出售的不是蔬果，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废弃电子垃圾。”他站在装卸场门口，指着里面介绍说。

进入装卸场，杂乱无章的金属碰撞声便从交易场内各个角落传来。电脑配件一袋袋从集装箱上扔下，各种电器电路板“哗啦啦”撒落一地，影碟机、验钞机、录音机、电话机落到地上又弹开，有些废旧机器传出报警声，只要电池不拿掉，报警声就会一直持续到电量耗尽为止。

更早的时候，装卸场就忙碌了起来，来自国内各地的大货车排队进入装卸场。车牌上的简称，除了数量最多的“粤”外，赣、浙、皖、豫、鄂、苏……都在显示着电子垃圾来自何方。

大货车、三轮车、摩托车密密麻麻。图：梁宙/摄

当天天气不好，很多货车还未来得及卸货，商户老板们手拿剪刀主动过去看货。陈启耀从交易场门口沿着逆时针方向，一辆辆车地查看是否有适合自己的货物，看到装着硬盘的袋子，便用剪刀剪开一道口子，判断硬盘的货色。

陈启耀今年将近40岁，二十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一眼就能判断出废弃硬盘的质量好坏。行外人看到的也许仅是一个硬盘，他能看到硬盘里的每个零件的价值以及总和：电路板价值多少、含多少金、铝、铜和不锈钢。

数十辆大货车进进出出，为数更多的三轮车穿梭其中，各种鸣笛声、指挥车辆声、吆喝声混在一起，卸货的、看货的、讨价还价的人各自忙碌。

这个电子垃圾大集市之中，看似混乱无章，实质上又有序地运转着。

但这两年来，国家新的政策却对这里的运转产生着影响。

禁令来袭

将近早晨7点，工人们骑着电动车、摩托车蜂拥进入园区，进园区的大门有点拥堵起来。此时，陈启耀还未挑中想要的货，但只能先离开装卸场，因为他雇的工人很快就会在仓库门前等着他开门。

陈启耀还有一个合伙人，最多的时候他们雇佣十几个工人，最近工人陆续辞职了，现在只剩下4个工人，分别负责拆电路板、不锈钢、铝、铜线等工作。其中，有一个江西女工人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一天拆解10个小时，工资160元。

再次来到装卸场，已是上午9点30分。陈启耀依旧拿着剪刀，很多货车已经卸完货离开。“烂货！垃圾中的垃圾！”陈启耀看了几批货后，嘴里不满地嘟囔着。

继续走着，前面有一堆废弃硬盘，陈启耀却没有要去看那堆硬盘的意思，而是故意绕开。“有两个同行在看那堆货，他们先到的，我不想和他们竞争。”陈启耀不愿破坏规矩，以免伤了和气，或者抬高了价钱。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陈启耀那样顾及规矩。他见过很多因为两个商户老板竞争一堆货，抬高了进货价格，最后自己赚不了钱，还搞到大家关系破裂，甚至出现现场反目的事情。

陈启耀说，以前大家为了利润去抢货，现在是为了生存。

没有买到满意的货，陈启耀唯有等明天再早早过来。自从“洋垃圾”进口政策收紧以来，陈启耀就时常为缺少好的货源发愁，如今他已从主做国外电子垃圾生意转为主做国内货。

商户老板拿着剪刀剪开包装袋。图：梁宙/摄

去年以来，政策更为收紧。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

今年1月，中国正式启动洋垃圾入境新规，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的废纸、废纺织原料等垃圾在内的24种洋垃圾。2019年年底前，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

4月19日，“洋垃圾”禁令进一步严格，我国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将废五金类、废船、废汽车压件、冶炼渣、工业来源废塑料等16个品种固体废物，从《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调入《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自2018年12月31日起执行。

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郑金雄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去年7月以来，国家出台的“洋垃圾”禁令对产业园区的商户并未造成影响，商户进入园区三年多，未发现走私或者进口到贵屿的洋垃圾。

“国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企业、工厂的打印机、复印机、电脑配件等，以及老百姓家里的影碟机、功放机，基本都是国产的，退下来基本都落到贵屿。”郑金雄说，贵屿优先处理广东省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如果广东、全国的废弃物加起来，几个贵屿也消化不了。

商户的感受却有所不同。在陈启耀印象中，2013年以前，“洋垃圾”进入贵屿还有着一些途径。如深圳港查得比较紧的时候，就从大连港进来，大连港查得比较紧的时候，就从广西贵港进来，甚至还可以从越南找挑夫挑过国界。

“后来‘洋垃圾’进入贵屿越来越难，2016年还有一些零散的外国货，去年减少了一半，今年几乎见不到了。”陈启耀说，相比国内货，国外货的质量更好，利润也高，此前贵屿大部分商户都是做进口垃圾生意，如今部分商户也在艰难转型中。

“五百亩”产业园中，不乏规模较大的拆解公司，李河是其中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和别人合伙的仓库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40多个工人同时开工拆解，日均进货15吨，日均出货超过10吨。

堆积的各种废弃品。图：梁宙/摄

在李河的仓库，各种各样的废弃打印机等电子垃圾已堆积成一个个高达五六米的“小山包”，满载着废弃品的大货车还在不断卸货，往“山上”堆积，拆解工人在“小山包”面前显得格外渺小。

李河的这些货都来源于国内。“有进口货谁还拆这个？赚不到钱，国外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有些废弃品还能用，可以挑一些成品出来卖，而国内货都是维修了再维修，修不好才扔掉，质量差一些。”他说。

洋垃圾货源的减少，也同样令中间商感到头痛。贵州人何小东在贵屿做了十多年的废塑料分拣生意后，转为做中间商，从国外进口废塑料到贵屿，然后转卖。入境的“洋垃圾”逐渐减少后，何小东开始改做国内废塑料。

“做国内废塑料辛苦，赚钱没有进口货那么多，以前我们直接从美国进货，三十多吨一次，几百斤的货根本看不上眼。现在转为做国内货，500公斤也要和别人谈，800公斤也要和别人谈，不做也不行。” 何小东原来一点都不担心货源的问题，现在即使天天跑，一个月加起来才有300吨左右的废塑料运回贵屿。

贵屿的前生

在成为“电子垃圾拆解第一镇”之前，很多贵屿人就开始从事废塑料回收生意，贵屿废塑料行业的发展也是中国废塑料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贵屿的废塑料商户远多于电子垃圾拆解户，也同样面临着“洋垃圾”禁令的考验。

仙彭村是贵屿镇做废塑料生意最早的村庄之一，同时也是贵屿缺水最严重的村庄之一。

由于地下水受到污染，仙彭村村民只能靠自来水供应，平时自来水4元/立方米。近段时间附近水库缺水，部分村民不得不依靠从外面拉进来的60元/吨的水维持生活，村民彭建国一家，多的时候一个月生活用水费用超过一千元。

彭建国已年过六旬，从十多岁开始，他就到东莞“捡鞋底”，也见证了仙彭村从1970年代风靡一时的“捡鞋底”，到后来村中家家户户从事废塑料回收的历史。

1970年代，彭建国带两个袋子和两百元钱就可以在外面捡上两个月的“鞋底”。大城市里会有垃圾车，彭建国清楚地知道垃圾车将垃圾拉到哪个垃圾场，早早就过去候着。

彭建国当时最喜欢下雨天，垃圾不发臭，鞋底被雨一淋反而看得更清晰。一个月捡上十几包不成问题，约一千斤左右。

在贵屿镇龙港村、仙彭村，很多房屋周边都堆满废塑料。图：梁宙/摄

1980年代，彭建国改为做香港进口垃圾生意，后来转做国内废塑料，他一般是收购回来再转手卖出去。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彭建国停掉了垃圾生意，去年6月，在朋友的介绍下，彭建国和儿子开始做国内废塑料分拣生意。

他庆幸的是自己去年没有选择做国外废塑料生意，如果当初选错，如今可能就关门了。

“废塑料生意很难做，做国内废塑料更难。”彭建国说，一点国内废塑料货源也有很多人去抢。在未禁止洋垃圾入境之前，做国产货的人挑国产货，做进口货的人挑进口货，现在部分做进口货的人也寻找资源转型做国产货。

贵屿的废塑料商户进入“五百亩”园区的比例并不大，因为废塑料比较轻，往往要占据比较大的场地，废塑料分拣对环境污染也比拆解行业小很多，商户们的废塑料分拣生意还是在自家一楼开展。

彭建国的货是儿子开车到东莞运过来的，需要自己联系废品收购站，购买从厂里清理出来的废塑料。彭建国的儿子十几天就跑一趟东莞，有货而且价格谈得来就买，没有合适的只能空手而归。

废塑料造粒。图：梁宙/摄

和电子垃圾一样，国内和国外的废塑料质量差别也影响着商户们的生意。彭建国说，国内的废塑料以“二次料”（二次使用的塑料）居多，“三次料”甚至“四次料”都有，进口的货一般是“头次料”（从石油提炼出来的塑料）。

为了让国外废塑料和国内废塑料的质量差别显得更加直观，他从地下拿起一块产自国内的废塑料进行演示：双手握着废塑料的两端，稍微一用力，随着“啪”的一声，塑料断成了两半。“这质量不好，好的话不会轻易掰断。”他说。

彭建国雇了3个工人，他算了一笔账，国外废塑料的质量比国内好，一吨货也贵一两千元，质量好的货利润会更高，三个工人一天能分拣两三吨好货。质量不好的货很杂，三个工人一天分拣不到一千斤。

仙彭村中，很多以前做国外废塑料生意的村民，在“洋垃圾”禁令出来后，也转为做国内废塑料。但是，这个转型并不容易，难在稳定的货源和客户，做废塑料回收的人都有长期合作的客户，客户要的产品单一，而且单线供应。

“估计到年底，仙彭和龙港还会停掉很多做废塑料的商户，国内没有那么多的货。”彭建国说，自己的仓库里的货不够工人做，说不定过几天也要停掉，有货的时候再通知她们来工作。

“大家都是同一个故事”

连日来下雨，练江的水位上涨了不少，水面的水葫芦郁郁青青，连成一片。不过，相比两三年前媒体曝光的遭到严重污染的练江，如今的水质有了肉眼可见的改善。

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郑金雄表示，贵屿的环境包括空气质量、水体质量、土壤质量都在逐年好转。但贵屿拆解的问题是太多年的历史问题，一下子要变得像未污染之前是不可能的。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教训，贵屿明白了环境的重要。

“拆解行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但是一定要服从环保管理，不能只为了利益，像以前一样把环境弄得一塌糊涂。”郑金雄说，目前，在符合环保要求的前提下才可以搞拆解，不然一个都不放行。

一辆满载着电子垃圾的大货车。图：梁宙/摄

环保重压之下，当地人也说不清贵屿近几年离开电子垃圾拆解行业的人有多少。无论是商户老板还是打工者，都明显感觉到早些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多已经转行或者离开。

郑金雄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贵屿镇共有49家公司迁入产业园区，如今园区的公司达到了80家，共有500多个股东，即是500多个拆解户。他还告诉记者，2012年末，贵屿镇登记在册的拆解户有5000多家，入园的时候为2700家，目前缩减到了500多家，这是近几年来通过市场调节和国家环保严控出现的结果。

贵屿的商户老板们聊起过往经历，往往绕不开这几十年来的行情大起大落。在废弃品回收市场摸爬滚打20余载，陈启耀自认为见证了贵屿电子垃圾拆解行业的发展历史。

“在贵屿，大家都是同一个故事。”他说。

陈启耀从2002年就开始做废旧硬盘生意，那时的货都是从国外进口。“比起组装，毁掉东西更容易。”他说，当时贵屿的从业者大多只懂得铝、铜、铁，每家每户都在做，雇几个工人，孩子也帮忙。

2005年至2012年是贵屿电子垃圾拆解行业的鼎盛时期，也是最容易赚钱的黄金时期。容易赚钱的时候，很多人每天能赚到两三万元。在一些流传开来的故事中，生意做得大的商户甚至一天可以赚到上百万乃至几百万元。

经历过黄金期，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让大部分商户损失惨重。2008年，中国正值举办北京奥运会之年，在贵屿从事废弃品回收的商户们猜测，奥运会开始之后，如果国家的交通运输控制比较严格，进货渠道可能也会受阻，于是上半年很多商户都在疯狂进货。

没有人会意料到，北京奥运会一开始举办，行情立刻改变了。

“刚跌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生意有涨有跌，过几天就会涨起来，跌一小段后停了一下，当大家都以为触底的时候，很快又猛跌了下去，商户们短时间内难以拆解这么多废弃品，想抛也抛不出去。”对于那段经历，陈启耀记忆犹新。

那时，陈启耀家里积压的硬盘、铝等废弃品共有一百多吨，仅铝就有四十多吨。他清楚地记得，未跌价之前卖出价是15300元/吨，2009年过完春节，因为做生意急用资金，他卖掉的铝已跌到了9200元/吨，仅这一批铝就亏了20多万元。

电路板撒落一地。图：梁宙/摄

“从一无所有到几百万身家，再到一无所有。”这是那个时期很多贵屿人的真实写照，“那段时间，邻居经常来家里喝茶，问家里还存多少货，对比一下，假如对方的货比自己还多，心理便平衡一些。”

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能打垮陈启耀，如今持续加码的环保政策却让他对未来的硬盘拆解生意越来越感到迷茫。

“逃离”贵屿

“五一”劳动节结束后第二天，王宏涛彻底离开了贵屿。

王宏涛是安徽人，曾在贵屿做进口废塑料生意。在离开贵屿那天，他发了个朋友圈：“700→归”，那天正好是他来贵屿做废塑料生意的第700天，配图是书本《不要为失败找借口》的封面。

2005年，王宏涛来到贵屿做废旧电路板生意。2013年后，国外电子垃圾进口收紧，他第一次“逃离”了贵屿，2016年6月，他再次来到贵屿打拼，做进口废塑料生意，这也是他第二次“逃离”贵屿，离开的原因主要是货源被斩断。

“去年7月开始，进口废塑料就停了，大家都在观望，等了一年，禁令越来越严，涉及的种类越来越多，我就知道没戏了。”王宏涛说，从去年到今年，像他这样做机壳料生意的同行，90%都已转行。

工人正在拆解硬盘。图：梁宙/摄

在贵屿做进口废塑料生意的人中，王宏涛入行得比较晚，但他的利润还算可观。2017年1月到7月，王宏涛就赚了20多万元，不过从2017年7月到2018年4月，由于没有了货源，他的生意也随之停滞，期间花掉了十几万元。

“以前每个礼拜都可以买到货。去年7月份开始，有时候一个月买到一批，有时候两个月买到一批，2018年至今更是一点货都没有了。”王宏涛也曾想过转型做国内废塑料，但由于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货源和客户，未能如愿。

今年4月，王宏涛卖掉了仓库里最后一点货，仓库里只剩下一个空壳。那一瞬间，他不知道自己未来可以干什么，每天晚上睡不着觉，胡思乱想。为了解闷，他下载了“K歌”软件，一天唱十几首歌，整整一个月都状态萎靡。

有朋友问他是不是疯掉了，每天唱这么多歌。他说，其实这是内心的一种宣泄。

王宏涛离开贵屿那天，心里有些不舍。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贵屿时才十几岁，以前在老家水是清的，空气很清新，刚到贵屿就闻到了刺鼻的气味，河里的水都是黑色的。

2016年，王宏涛在第一次“逃离”贵屿后重回这里，他发现贵屿的环境比之前好了很多，从事电子垃圾拆解的商户、公司都进入了园区，空气闻起来也没那么浓烈的味道了。如今，王宏涛第二次“逃离”贵屿，但是他认为未来不一定要和贵屿断绝联系。“我打算到其他地方看一下，看以后能不能直接发货到‘500亩’产业园，赚一点差价。”王宏涛设想。

十几年前，王宏涛刚来贵屿打拼后不久，陈启耀便认识了他。当陈启耀得知王宏涛已离开贵屿，感到某种失落。

“若不是一家老少拖着，我也想出去外面闯闯。”陈启耀说，自己是一名典型的贵屿人：生活有困境，每天醒来都想着生意怎么突破，但是对于发展前景感到迷茫，感到无可奈何。

一个多月前，陈启耀的妻子开始在网上做微商，贵屿附近的镇上有很多内衣厂、维修厂，陈启耀有不少朋友是生产厂家，妻子把这些产品放在网上上卖。不过，由于刚起步，前期的推广费用较多，一个多月下来，亏了一万多元。

最近，陈启耀格外留意高考、大学、专业、就业等信息，他的大女儿今年读高二，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他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从事电子垃圾行业了。

（文中的陈启耀、李河、何小东、彭建国、王宏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