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繁简的再审思

在他看来，繁简之分，只是古今的差异，而无高下之分。而大陆六十年来的简化字运动，既有符合语文发展内在规律的合理性，又因其短时间内被广泛接受而具有极大的成功意义。可以说，“所有的语文改革，其成败的最后判断只是适用”，简体字应该得到正名。

作者简介：周质平，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主任，教授。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获东海大学硕士学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文系博士。作品有《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Reflections on Culture ，2013），《胡适与中国现代思》（Hu Shi’s Thought and Modern China，2012），《胡适的情缘与晚境》（Hu Shi’s Romance and His Later Years，2008） ，《胡适与鲁迅》（Hu Shi and Lu Xun，1988）。

本文原载2016年9月号《读书》杂志（微信公众号ID：dushu_magazine），授权虎嗅发布。

《汉字简化方案》是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公布的，至今整六十年。生活在中国大陆六十岁以下的人，绝大部分视简化汉字为当今中国人书写的通用字体，基本上做到了“书同文”。但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海外的华人社会中，简化汉字远没有达到“一统”的地位。因此，这个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再热烈议论的话题，在海外、台港地区还不时有人提出讨论。这最足以说明，文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成分。六十年来亿万人的使用依旧改变不了两三千万人对当年旧物的依恋。

这种对简化字抗拒的情绪，有的源自政治上的敌对情绪，有的来自文化上对传统的捍卫，也有的只是旧习惯的延续，当然也有不少是三种情绪的混合。且不论这种抗拒情绪究竟源自何处，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早年的“势不两立”渐渐发展到了“和平共存”。

因此，近年来有所谓“识繁写简”的提法。最近又有人提出“识楷书行”。也就是“认读楷书，而书写行书”的建议。这一提法，在我看来，与所谓“识繁写简”或“识正书简”，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

而这些提法最大的“盲点”，是无视现代科技的进步，已经使“以手握笔”这一行之数千年的“书写”技能，随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快速普及，濒临几乎“灭绝”的困境。“写字”（不只是写汉字，英文和其他文字也都包括在内），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已经被“打字”所取代。而今“写汉字”只是少数书法家的艺术活动，而不是人与人之间赖以沟通的日常技能了。

换句话说，“识字”和“写字”的距离，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任何一个能用电脑输入汉字的人，只要能“识”汉字—从同音字中，选出对的汉字来—也就能“打”出这个字来，于是便完成了所谓“书写”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行书”也就不“行”了。更何来“行、楷”之分呢？

正因为工具的改变，使原本握笔书写的技能成了手指和键盘的配合。在地铁里，看到小学生、初中生埋头运指如飞，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正在“写”信。虽然此“写”已非“笔写”，但其为“写”则一。对他们来说，哪里还有什么楷书、行书、草书之别呢！

如以上之分析不误，“提笔忘字”的人势必与日俱增，但只要一打开手机、电脑，所忘的字，却都一时涌入眼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期盼的“书同文”，与其从字形入手，不如从语音入手。换言之，以现在汉字输入法来说，“语同音”其实是“书同文”的先决条件。

除了台、港两地，十三四亿中国人最常用的汉字输入法是拼音输入法。“老师吃饭”是“laoshi chifan”，而不是台湾闽南语的“laosi cifan”。南方人的普通话，在发音时，或许分不清zhi/chi/shi和zi/ci/si，但在他的脑海中却不能没有翘舌和平舌的分别。否则在打汉字的时候，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在提倡“书同文”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语同音”的重要。

台、港两地有不少捍卫方言的仁人义士，视闽南语、粤语为两地文化认同的根基，因而提倡汉字闽南语化或粤语化。写出来的汉字，在字形上或做到了“书同文”，但在字义上却全然不能与普通话互通。这一现象所造成的隔阂，远比繁简体的不同严重得多。用汉字写方言，与其说是“母语化”，不如说是“孤岛化”。

海峡两岸关心汉字发展的人士在论汉字的演变时，基本上还是围绕着字形的繁简而言，而没有意识到，繁简的不同，就时间的先后来看，也就是古今的差异。台、港地区至今使用的繁体字，对广大的大陆人民而言，与其说是“繁体”，不如说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人所使用的“古体”。这一“古体”只有在书法作品或刻印古书时使用，在平日报纸杂志或电邮往返中是不常见到的。这样的叙述是符合当前中国大陆十三四亿人书写汉字的实际情况的。

台湾、香港的语文现象与大陆相比，一言以蔽之，即“古意盎然”。不仅字体为然，台湾的拼音方式依旧是民国初年制定的“注音符号”，而从上到下，由右至左仍然是许多书籍报刊的排印格式。甚至于标点符号也一仍旧贯。

“古意盎然”，一方面，固然能给人一种“有文化”的错觉，但另一方面，不免也是“孤岛现象”一定的体现。在不知不觉之中，正应了“礼失求诸野”的古训，这句话的精义是：就文化和制度发展而言，边缘往往较中心更保守。许多在“中原”和“京畿”已经失传的礼仪，在边陲海隅还保存得相当完好。就像清末民初的婚嫁仪式，在纽约唐人街，偶尔还能看到。这时，我们大概不能说“花轿迎亲”是比较“中国”的；我们只能说，“花轿迎亲”是比较古老的。

因此，“礼失求诸野”的另一个意义是：越“古”的未必越“正宗”；台湾人喜欢把“繁体字”叫作“正体字”，正是“越古越正宗”的心理的最好写照。如果“越古越正”，那么，“正体字”应该是“甲骨文”，即使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得是《说文》中的小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隶定”之后的“楷书”。《说文》中“古文作某”的例子比比皆是，却从无“正文作某”的例子。

就汉字的发展而言，“小篆”取代了“大篆”，“大篆”成了“古体”，而小篆取得了“正体”的地位；同样的，当“隶书”取代了“小篆”，“小篆”又退居成了“古体”，而“隶书”成了“正体”；“楷书”取代“隶书”之后，“楷书”成了“正体”，“隶书”又不得不退居而为“古体”。而今“简体”取代了“繁体”，“繁体”当然也就成了“古体”，而“简体”反而成了“正体”。

反对现行简化字的人总喜欢提到《荀子·正名》中的“约定俗成”，并视之为文字发展的自然规律。“约定俗成”固然有它缓和渐进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它有将错就错，积非成是，多数垄断的一面。因此，“约定俗成”的精义是语文的议题只论“已然”，而不论“应然”。

当多数人把“滑稽”说成“华稽”，你却坚持说成“骨稽”，那，你就真有些“滑稽”了。当十三四亿人都把“爱”写成“无心”的“爱”，而两三千万人却坚持写“有心”的“愛”，结果是“有心”的“愛”，反而不“爱”了。这也就是《荀子》所说“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宜”与“不宜”，端看多数人怎么说，怎么写，而不论其字源本义。“众口铄金”“随波逐流”是语文发展“约定俗成”最后的判断。任何顽抗式的“中流砥柱”，都不免是自绝于多数的反动！

套句黑格尔的话来了解荀子的“约定俗成”，也就是“存在的是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语文发展，有些反对简化字的人所担心的“政治力不当的介入”，其实，是无的放矢，不足为虑的。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可是往后的改革却只能是“简化”，而不能是“拼音化”。这并不是因为毛的权力不够大，更不是因为提倡不力，而是汉语汉字经千万年的发展，亿万人的使用，汉字和汉语的搭配是“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这一点不是本文所能详述的）。

这个合理性并不因毛的个人意愿而有所转移。政治力的介入使繁体字在短时间之内成了简体，并为亿万中国人所接受使用，这恰好说明了它的“合理”性，而不是“不合理”性。

反对简化字的一些人一方面承认：“文字演化天生要走‘民主’之路。”既是“民主”，那就得少数服从多数。然而另一方面，似乎又无视“多数”的存在。对十三四亿人已经使用了六十年的简化汉字，始终不能坦然面对这个“举世滔滔”的真实存在，而认为是“徒劳无功”“治丝益棼”，对当年旧物表现出无限追怀。

必须指出：不喜欢的东西并不是不存在，大陆目前通用的简化汉字，是十几亿人每天寝馈期间，赖以沟通的书面文字。

六十年的实践证明，简化汉字并没有造成沟通上的障碍。几个常被台、港人士拿来取笑的同音字的合并，也并没有混淆视听，譬如：“他靠理发发了财。”“在单位里干了三十年的干部，退休下来卖饼干。”文义是很清楚的。如果“头髪”的“髪”和“發财”的“發”合并为“发”之后，真的引起混淆，这个字是不可能通行到今天的。“干”字亦然。

从一八九二年卢戆章提出“切音新字”，到一九五四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六十二年间，中国人尝试过多种文字改革的方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世界语”（Esperanto），“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汉语拼音”等方案。除了“汉语拼音”“存活”下来，成了汉字标音的辅助工具以外，“世界语”和“拉丁化”虽然也曾风光过一阵，并得到“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但都不旋踵就成了历史的陈迹。这是政治力的介入不能违背语文发展内在规律的最好说明和例证。

与上举的这些改革方案比较，“简化字”是所有方案中最保守、最温和，也最符合华夏遗风的改革。但这一改革，却因为大陆与港、澳、台政治上的分治，简化字在台、港两地始终未曾实施。

因此，岛上的两三千万人，多少有种错觉：简化字是共产党“暴力干预”之后，老百姓不得已的一种“屈就”，“简化字”只是暂时的过渡，只要政治干预稍有松动，老百姓都愿意“起义”归向“繁体字”。这种想象是一部分台、港地区人民的“中国梦”，和蒋介石当年“反攻大陆”的宏图，有异曲同工之处。

有些人对秦始皇的“书同文”推崇备至，但对共产党的简化字则多有责难。其实，“书同文”也无非就是两千多年前，由政府发动的一个简化字运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中简略地记载了这段历史。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在这段简短的记载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或颇省改”四字。据段玉裁注：“省者，省其繁重；改者，改其怪奇。”因此，秦始皇的“书同文”，也无非就是简化字运动：将大篆简化为小篆，再将小篆简化为隶书。

许慎所记载的“书同文”改革，似乎不像有些人所叙述的那么渐进、温和、博采众议，而是相当武断地由李斯、赵高、胡母敬少数人制定规范。至于“烧灭经书”“涤除旧典”，是符合以“焚书坑儒”而知名千古的秦始皇的作风的。在短短几年之内，“古文”因此而“绝”。其雷厉风行的程度似不下于中共的文字改革。六十多年过去了，繁体字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因推行简体字而“绝”。其“暴力”的程度似乎还不及秦时的“书同文”。

对“书同文”大加赞叹美化的人，与他隔着两千多年来看当年旧事，大有关系。试想当年写了一辈子“古文”的六国遗民，在“始皇帝初兼天下”之后，改写小篆、隶书，其不适应之感，当不在许多台、港人士对简体字的恶感之下。同样的，两千年后的中国人再来审视二十世纪的简化字运动，大概也能看出它的成功。

一九三三年，林语堂在《论语》上发表《提倡俗字》一文，对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这个议题上不能当机立断，提倡简体字，感到相当不耐，他说：这种比较彻底的改革，非再出一个秦始皇、李斯，下令颁布，强迫通用，不易见效。如果有这样一个秦始皇，我是赞成的。

林文发表之后，不到二十年，他所说的情况真的出现了。林语堂在政治上与中共立场不同，但他对简化字的改革是赞成的。

一九二三年，胡适为《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写《卷头言》，将语文发展的沿革归纳出一条“通则”：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

由此还得出了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需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

这两条通则很扼要地说明了汉以后两千年来，“俗体”“破体”和“异体”字的发展沿革，是一种由下而上，缓慢渐进的演变。一九三〇年，由刘复（半农）、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就为这个演变做了最好的整理和说明。但在汉字发展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秦始皇的“书同文”和上世纪中期由中共主导的简化字运动，却是由上而下，由语言文字学者主其事，而由“小老百姓”来做认同的工作。

从两千多年汉字演进的历史来看，由下而上的演进，和由上而下的变革，这两股力量始终互为消长，互为修正。文字的演进，正如语言的改变，永远没有“终点”。任何不合理、不适用、不与时俱进的成分，终将被淘汰。所有的语文改革，其成败的最后判断只是适用。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联合国发布了一条新闻：二〇〇八年以后，联合国在汉字的使用上，只用简体字，不再繁简两体并用了。这条新闻说明了国际社会对汉字发出了“书同文”的要求。